阿斯卡拉特在西共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在西共的历史上，五六年至六○年期间出现的变化是一个转折。这个变化的特点是抛弃旧的思想、旧的道路和在政治上理论上采取一种新的方针
【本刊讯】西班牙共产党《工人世界》周刊五月号刊登西共中央执委、国际关系负责人阿斯卡拉特在庆祝西班牙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题：一九五六——一九六○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摘要如下：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年这个时期出现的变化，是一个转折。
这四年间出现变化的特点是抛弃旧的思想、旧的道路和在政治上（包括在理论上）采取一种新的方针。
现在我们就简单地看一下，这些变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首先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对斯大林的崇拜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四十年代形成的。这种感情一方面聚集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仇恨和唾弃，另一方面聚集着对在世界历史上摧毁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剥削制度的第一次革命的热情，其中还包含着对斯大林个人的颂扬。今天看来这种状况是一种变态的反应。
斯大林这个偶像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消失了，来得是很突然的。虽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有过一些文章提到需要克服“个人崇拜”，但都很含糊和抽象，根本没有直接涉及到斯大林。通过法国《世界报》刊登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我知道了事情发生的整个全貌。
（二）我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并没有怀疑它的确切性。西班牙共产党以一种最明确的态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从那时候起，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消除斯大林主义对整个党有什么意义呢？
消除斯大林主义，不再把苏联作为理想的化身，不仅使行动和思想上不再听命于苏联，并且使共产主义信念充实了新的内容。共产主义不再是宗教式
的，而变成了合理的革命信念。
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现在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己去制订政策、战略、包括用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我们自己的理论。这种变化的深刻程度谁也不会在那时都意识到。现在谁要是说，那时已经意识到了，那是荒谬的。
（三）人们几次问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象西共这样一个过去一直非常亲苏的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是怎样实现一九五六年彻底而明确的转折？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苏共二十大是一次国际性转折，它迫使我们独立思考。这次国际性的转折是和某种客观需要相一致的；需要深刻改变政治路线、观念和基本态度。西共是通过不同渠道的影响认识到这种需要的。
五年多以前，党改变了战略，停止游击斗争，致力于组织群众斗争。根据西班牙五十年代的条件，要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不仅需要改变战略，而且需要缔造一个新党。西共希望把基础建立在工人群众和青年中。西班牙的现实给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出现了新的工人运动观念。这种新观念后来也影响到工人委员会。这种新观念要求克服和结束把工人运动做为党的“传动带”的作法。
２、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开放，把他们作为为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佛朗哥独裁斗争的重要因素。这样，对这些阶层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和党的建设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党应当是“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
３、在天主教徒中出现了自由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不明显的和微弱的，但是党对他们采取了期待和容忍的积极态度。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几年以后，天主教和西共开始了对话，并导致后来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加入到党的队伍。
４、需要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将结束和消除内战造成的分裂。这条政治路线将应从政治形势的实际出发，即从五十年代后半期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团结一切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阶层。这一精神恰恰体现在西班牙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制定的全国和解政策中。
我刚才谈到的上述各因素决定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年在西共的历史上成为一个特殊的时期，成为后来形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
至于形成欧洲共产主义更具体的原因，我认为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当时出现了法国的五月风暴；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事态也表明在革命的传统观念之外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布拉格之春和苏联的军事干涉使我们懂得要对苏联有所戒备，保持更加彻底的独立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事件开始进行批判。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年这个短暂的时期里，已经开始出现象全国和解政策这样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间的复杂局势中更加表现出它的重要性。当然，现在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行历史性的探讨；如这个历史性转折在后来一些年中的政治和战略政策中是怎样全面完成的；这个转折在理论领域中取得了什么新的成果，我个人认为我们党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弱点；在我们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我们把力量集中到建设一个欧洲共产主义党上来，做得怎样，是否正确；即使在肯定正确的方面，我想有一些问题如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问题，我们是有错误和弱点的，对这些问题深入的探讨将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