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刊登缪雨的文章：《中国现代化路上的芜草乱石》

【香港《明报》月刊六月号文章摘要】题：现代化路上的芜草乱石——今春江南行的琐事见闻（作者：缪雨）
暮春时节，穿着衬衫汗流浃背在香港登上飞机，经两小时飞行，来到了阴雨连绵、寒风刺骨的江南故乡。在故乡的所见所闻，正像这种天气一样，虽然也有一些事情使人感到春意渐浓。
北京的大客人较早之前，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说，荣尔仁受到官方邀请正在北京访问。后来在香港获得当事人的亲口证实。
对于海外中国人说来，荣尔仁可以访问北京，还有谁不可以回自己的故国去看看？
今天的现实是荣尔仁受到官方邀请回国观光，显示中共已把旧帐一笔勾销，北京向海外中国人招手，透过荣尔仁的来去自如，使大家都看到了。诚恳谦虚的小官僚遇到的每一个干部，都象在嘴里藏着一盒录音带，讲出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在不断进步中，但还有不少缺点，请多提意见。”他们的态度是那么诚恳而谦虚，不禁使人怀疑《人民日报》一再严厉批评弥漫在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是否太苛刻了一点？但当听得多、看得多之后，就会明瞭《人民日报》一点也没有错，只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
那种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官僚主义的确是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就是“诚恳谦虚”的官僚主义。他们是真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当你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善意的批评时，他们还会拿出小册子诚惶诚恐地记录下来，使人飘飘然真以为自己对祖国的“四化”建设起了一砖一瓦的作用。但是，讲的人讲过算数，听的人也听过算数，小册子写满了就换一本新的，而小册子里记录的意见也没有人认真考虑过。
这里举两件小事为例，也许足以说明诚恳谦虚的官僚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
在上海的第一个早上，住在国际饭店十三楼，凌晨五点钟被一片百家争鸣般的汽车喇叭声吵醒，以为外面出了什么事。探首窗外，一点事也没有，只是每一辆汽车、卡车、公共汽车都响号疾驰。不早不迟每天必定在五点钟的时候号声大作，主要原因是司机们表示“我准时出勤了”。此后号声响个不停的原因则不是因为汽车太多，而是太少，正因为汽车太少使司机们不必严守交通规则行车，经常越过马路中央的白线，一看到老远有车辆迎面而来，彼此就响号示意。同时，交通规则（江南各城市都和上海一样）规定从横街转出大路时必须响号，以及要超越前车或两车迎面贴近驶过时也必须响号。因此整个上海从早上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不断演奏马路交响乐。
一年余前，一位美国朋友在北京饭店被早上五点钟的汽车喇叭声吵醒，提出了一个意见，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指出这种噪音污染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封信，并且加了编者按语。数天后，“小参考”和“大参考”也都转载了，全国干部和司机们都知道了外国朋友善意提出的这项意见，“小参考”的标题还特别敦促大家注意。但事隔一年有余，一点没有改善，清晨五点钟百车争鸣如仪。这就是诚恳谦虚的官僚主义，看起来似乎比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使人舒畅得多，但后果是一样的。
另一个例子与旅游业有关，早在两年余前中共开始发展旅游时，一些怀有善意的人士已提出一项意见：为了增加旅游收入和促进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了解，不妨在各名胜区和风景点设立纪念品与土产小卖店，集腋成裘，可以为四化建设积累一大笔资金。当局接纳了这个意见，并且迅速付诸实施，下面的干部也都勤勤恳恳执行，但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各名胜区和风景点虽然都已设立了小卖店，可是跑遍江南各大名城的游客小卖店，所看到的物品都是一式一样的，总是那么几块青田石，几只瓷器花瓶，外加丝绸和茶叶。根本没有一个干部在认真地为积累四化资金而动脑筋、想办法。大家只是诚恳谦虚地奉命行事，交差了事。没有目标的一代国际饭店和上海邮票公司门前，每天从早到晚聚集着一大批游手好闲的青年，他们不是要租酒店，也不是来买邮票，而是因为这两处是有最多华侨和香港客出入的地方，他们终日集只是为了看看外来游客的衣着和随身用品，诸如眼镜、打火机、手表、手提包等等。他们显出一片无限仰慕之情。从魏京生之流的政治阿飞高谈绝对民主和无限自由，到站在国际饭店门口的经济阿飞追求香港式的物质文明，都属于没有目标的一代，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宠坏了的外国游客有些人批评崇外甚至媚外，突出表现在旅游方面，外国游客在上海住第一流的锦江饭店，香港游客住第二流的国际饭店，国内旅客住碌架床的招待所。观赏舞台剧时，外国游客坐前排，香港游客坐中排，本地人坐后排。友谊商店不准本地人进入，有些地方连香港客也不受欢迎而只招待碧眼黄发儿，如上海和平饭店的宴会厅。
但是，事情尚有另外的一面。中国旅行社接待的香港游客，如果参加一个十天旅行团的收费三千元，而接待的外国游客安排同样的行程却收费五千元。现在办旅游是在商言商，一分价钱一分货，付较多价钱的外国游客当然应该受较佳接待。这不是什么崇外或媚外的问题。
由于不把收费真象说清楚，造成了国内人民和华侨游客的误解，同时也造成了外国游客的优越感，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瘟生，却自以为鼻梁高受到另眼相看。新华书店的人龙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江南名城，和三十年前相比，有一项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有“二多”——书店多和邮局多。
邮局和书店俱增，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所有国内出版的报刊杂志都由邮局代销，而书店专售书籍和一些全国性的刊物。现在书店和邮局处处出现排队争购新出书刊的人龙，很难使短期观光的回乡者确知究竟是读书风气的发扬还是宣传效果的加强。但无论如何，有人在书店和邮局排队购买书刊，总比排队买六合彩为好。
在上海，规模最大的是南京东路上的新华书店，是一家综合书店，内容包罗万象，而书籍最多和买者最多的是科技书籍部门，科技书籍的分门别类之细致若非亲眼目睹，简直难以想象。单是地质学一个科目，就细分为二十多种不同的项目，从卫星侦察中国地底资源的书籍，直到一种很冷门的称为《孢粉学》（从植物化石分析地质结构）的专书应有尽有。在西方新兴的学问，如《遗传工程学》、《模糊语言学》等等，都有已经译成中文的专书。科技书籍部门的每一个柜台前都有人龙排队轮购，大多是青年，其中还有穿制服的解放军战士。在这里，使人嗅到了中国正在致力现代化的香浓气息。
在国际饭店门口有黑市买卖太阳镜和录音带的青年，在相距不远的两家新华书店里有排队买书的青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也许就是当前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