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三位学者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看法（下）

其次，可以说问题在于政府企业的效率不高。由于是采取社会主义体制，政府企业上缴的国家收入作为最大的积累基金使用，而要想扩大这个基金，在企业的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就要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然而，这样一来，就不能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热情。因此，如果为了给予物质刺激而扩大工资或其他直接付给工人的部分，只要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国家积累的基金理所当然地会缩小。矛盾就出现在这里。
再有，工农之间的差别也是个问题。为改善农民生活相对提高农产品价格，立即反转过来影响工人生活。因此，通过发给补助金来抵销农产品价格的急剧提高。由于把国家筹集的基金用于现在的消费，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会减少国家基金用于为将来的发展打基础的部分。并且，中国的情形是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侧重于依靠个人储蓄，这使我感到吃惊。但最近，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对消费生活产生兴趣，我认为，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扩大个人储蓄了。
由此可以看出，要进行资本积累和使经济获得发展，就不得不依靠借外债，因此，自力更生的哲学也就不适应了。我认为，如果要把自力更生贯彻下去，就只能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发展。但是，如果认为四个现代化是颇为迫切的需要，那么最迅速的方法是从国外引进资本。我感到，现在正朝这个方向转变。
石川：这里，我想就最近的经济形势，根据长期的观点谈一点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谈一谈经济形势的前提——中国经济政策的基干，至于怎么称呼它，这无关紧要，过去有人称它是“毛泽东战略”或“中国模式”等。过去，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非常低。经济的各部类和各个组成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率，处于极低的原始经济结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战略很灵验，发挥出了伟大的力量。的确，从这一政策的成果来说，虽然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果还不大，但是已经有了完整的现代工业的体系，不能再说它是不发达国家了。而且经济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增大了。
问题在于，作为毛泽东的经济战略的结果，一旦建成了现代工业，经济各部门的相互依赖增大，那么，单纯靠毛泽东战略就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会立即产生可以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的新政策体系。
例如机械工业。过去，中国有的仅仅是机械修理工厂，而今天，仅仅同民需有关的大、中型企业就有六千多家工厂，行业几乎是应有尽有。但是，其中，甚至百分之八十是“万能工厂”，每个厂从零件制造到组装，什么都搞，效率非常低。各个从事零件制造和特殊工程的工厂，如果不专门化和建立以此为基础的合作产业组织，那就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现在正是到了这样的阶段。
再拿农业来说。今天，要想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生产率，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杀虫剂、灌溉泵以及其它农机具等，进行大量的现金投资。就拿农田基本建设来说，在今天，也越来越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木材和炸药等。毛泽东战略在农村的作法，是以生产队这种小地区的自力更生利用当地资源或者劳动积累方式为基础的。在不用化肥或者是无需现金投资的阶段，这个方式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方式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从中国去年公布的数字来看，七十年代的经济形势困难不少，我认为这是由于这种结构变化和经济政策体系不协调、不统一造成的。中国的新政权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积极进行尝试，对经济制度和组织进行改革。作为代替措施，采取了想尽可能利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否果真有效，我认为还没有受到检验。
宇泽：这不光是农业，工业部门好象最近也正在改变方向，尽可能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使用机械来提高生产率。去年十二月我去中国时，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心里觉得有点不安。
内田：对此情况之所以感到不安，恐怕是因为您有着下述想法：虽然毛泽东路线在有的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但是，克服这种情形的战略，基本上不改变过去的路线就可以克服。或者是从长远考虑，仍将回到那条路线上去。
宇泽：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从一九七六年到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化。也就是说，实行了这样一种战略转变，即：基于中国闭门造车，继续实现独自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认识，所以向外国广泛地寻求先进的技术，以尽快地推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大幅度地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仍然在于对苏关系。即必须尽可能快地充实在军事上同苏联抗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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