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员沃尔夫文章：《我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

说现在提出这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并非反对发展中美关系，而是为了慎重地、严格地估计建立这种关系要付出什么代价和得到什么益处。文章要求就美对华政策展开辩论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五月三十一日文章】题：莱斯特·沃尔夫众议员：我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原编者按：纽约州民主党人莱斯特·沃尔夫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
卡特政府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朝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军事关系的方向稳步前进。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不久前的访问和一月二十四日宣布政府准备考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军用装备的公告，就是表明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境界的迹象。
如果象政府那样硬说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不应被认为是准备建立军事关系的行动，这种态度至少可以说是极为虚伪的。这样作不仅对曾经保证向公众说实话的政府不利，而且从对外政策角度来说，它完全回避了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十分明显，这是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什么？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反对发展中美关系，而是为了慎重地、严格地估计一下建立这种关系要付出什么代价和得到什么益处，包括现实的代价和益处以及潜在的代价和益处。
鉴于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提出质问是必要的。
我同样认为，政府更确切地说明和更全面地确定它的对华政策的设想和目标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用政府自己的话说，“你们（中国）在各个领域里日益加强的力量是符合我国的政治利益的”，那是怎么符合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同你们（中国）一起发展我们两国并行的战略利益和双边利益”？此外，除了我们再三声明的从战略上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这一点以外，恐怕我们的“许多战略利益和双边利益”仍然是模糊不清和定义不明的。
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义才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所断定的那些战略利益和双边利益，事实上中国人是否也这样看呢？的确，从对越南进行“教训”的事例证明，中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准备为推进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根本不顾我们为他们的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所表示的忧虑。
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中国人虽然鼓励美国通过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来作出反应，但是他们一再提到中国采取行动在经济和技术上存在的限制。
上述问题绝没有包括全部问题，但这些问题是
——或者应当是——关于美中关系演化的公开政策辩论的问题。然而政府大概没有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同时，正如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懂得的，一个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然而，这显然是我们今天推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没有就我们的行动可能造成的国际后果和战略后果进行公开的辩论和讨论。公众对我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失去兴趣，最近就“中国牌”问题展开的辩论就是证明。本文就是公开邀请恢复这种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