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叛逃者》

文章叙述苏联叛逃者如何成为“东西方间谍游戏中的不幸而至为重要的工具”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文章】题：叛逃者
某先生是两年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从苏联叛逃的。他说，“我一向反对苏联的制度。”
在莫斯科的时候，某先生担任的职务同控制武器有关。现在在这里，他每天的工作是同研究苏联帝国主义的右翼组织在一起，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当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圈套。
在监督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方面，象某先生这样心怀不满的苏联人的作用可能超过太空时代所有绕着地球轨道转的电子监视装置。一个高级叛逃者可以把俄国不遵守该条约的情况告诉西方。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说，“要是苏联人想要弄虚作假，要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在战略上占便宜，他们必须想一想：我这样干，能不被人抓住吗？要是我有一个部下不愿干而离开，那又怎么办？”
在天上的间谍卫星能够计算苏联的导弹有多少，但是只有在地上的间谍才能够告诉中央情报局，克里姆林宫打算用这些导弹干什么。他还可以说出来，俄国人是否象有些参议员担心的那样，违背条约而秘密地在他们的ＳＳ—１８和ＳＳ—１９导弹上装上十个以上的弹头。他们是否正在秘密研制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新武器——一种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设计好并放在可以被卫星侦察到的发射台上的武器。新发明的电子装置能够发现有关敌人能力的大部分情况，但是它却不能透过钢铁看到内部的情况。它无法看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也无法了解苏联政府高级领导人作出的政策决定。
专家们说，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利用人而不是利用卫星收集情报方面有着固有的有利条件。科尔比说，“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收集苏联的情报，而俄国人不花一文就能够从《航空周刊》搞到情报。俄国人除了从公开的市场上搞到材料之外，他们还相当成功地从贪财的美国公民那里收买了绝密情报。
虽然苏联人能够在美国找到间谍，但是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争取到叛逃者之心。他们当中包括轻易地进入美国社会的文艺界的叛逃者——如米哈伊·巴里什尼科夫或米提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苏联或东欧的重要官员。他们的行踪、提供的情报和适应美国生活的情况仍然是美国间谍机构保守的绝对的机密。可是，自从一九七五年国会开始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以来，关于叛逃者在美国生活的某些情报已经公诸于世了。
这种“泄密”使人感到惊慌。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雷·克莱因说，“在大肆宣传诺申科和沙德林的遭遇之后，我们在鼓励其他人叛逃方面可能要遇到困难了。”
尤里·诺申科在十六年前，也就是肯尼迪遇刺三个月后叛逃的时候，是克格勃派去参加日内瓦美苏裁军会议的密探。去年在众议院调查暗杀案委员会所作的证词透露，中央情报局为了“迫使”诺申科“说实话”，把他关进监牢达四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把他关在一个特制的长宽各十英尺，没有窗子的钢筋混凝土地窖里。最后，在一九六七年作出了宣布他没有问题的决定。
尼古拉·沙德林是苏联的一名生活奢侈的海军指挥官。一九五八年，他偷了他的舰上的快艇，同他的波兰籍未婚妻埃瓦横渡波罗的海而逃到了瑞典。一九六六年夏，他在华盛顿为美国海军搞情报工作的时候，克格勃的特务们同他接触，要他为苏联收集情报。联邦调查局鼓励他将计就计，向俄国人提供经过仔细挑选过的“软情报”。但是，三年前，当沙德林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准备同克格勃接头的时候，他神秘地失踪了。
埃瓦·沙德林说，“瑞典人曾告诫我们不要到美国去。他们先是利用你，然后把你甩掉。”她坐在她们在爱林顿的住房里讲这番话时眼泪盈眶。
沙德林太太认为她的丈夫很可能还活着住在苏联某个地方。她指责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利用他作诱饵，而且没有搞好在维也纳对他进行的保护工作。
一位前情报机构官员说，“你根本无法知道一个叛逃者是真是假，俄国人使市场充斥冒牌货。”
美国情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揭穿骗局，证实叛逃者是否出于真心实意。他是真正叛逃呢还是安插进来的？通过电子计算机查对他的姓名，并召开了部际叛逃者委员会紧急会议。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机构、海陆空三军、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组成的。办事迅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旦俄国人获悉某人失踪了，他们便开始搅得地方当局不得安宁。要是那个国家对莫斯科态度友好，那就可能意味着“偷偷地”把叛逃者秘密送回去——把他藏在外交官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或者派一架飞机把他带走。
在美国，高级叛逃者往往住在离中央情报局很近的华盛顿地区。从叛逃者身上“榨油”——盘问详情——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在此之后，叛逃者可能继续当“顾问”，领取勉强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金。
确实，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成了叛逃者的临时家庭，发给他们新的身份证；提供就业机会和房子；办理离婚手续。至于苏联在联合国第二号人物阿卡尔季·谢夫钦科（他是去年叛逃的），它们可能还为他找了一名应召女郎。
能否顺利地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叛逃者是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他的国家的。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的动机各不相同，虽然其中占很大比率的是婚姻发生问题或有酗酒问题的中年人。有些是受到消费者社会的诱惑。另外一些叛逃者到这里来是对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报复。那些想对俄国人进行报复的东欧人更是如此。
一名俄国移民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到这里来的叛逃者干的最好。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支柱。由于婚姻的原因到这里来的那些人往往成不了事。情报机构叛逃者的处境是相当可怜的，他们受到的全部训练只是当间谍而已。”
不管叛逃者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能否适应当地的生活，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恐惧。有人告诉美国情报机构官员，每个苏联大使馆都有一本皮面的“蓝皮书”，列出了被缺席判处死刑的卖国贼的姓名。这是克格勃要打击的人的名单。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克格勃采取的恐怖手法减少了，虽然沙德林被绑架和去年伦敦发生的保加利亚人遭到有毒的雨伞的袭击一事使叛逃者感到惶惶不安。今天，在局部缓和的时代里达成的一项默契是：“如果你不讲话，也不从事反苏活动，我们就不会找你的麻烦。”尽管如此，克格勃还是在继续追踪某些叛逃者，试图使他们成为“双重特务”，或给他们邮寄几份《祖国之声》而迫使他们回国。
美国情报专家说，叛逃者的生活往往充满问题和风险。克莱因说，“但是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事情。我实在为他们感到很难过。当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时，他们是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游戏的。”
同侦察卫星不同的是，间谍是不能用较先进的设备取代的。只要美苏在政治上仍然是死对头，那么，叛逃者将是东西方玩的“间谍”游戏中的不幸而至为重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