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载文谈东德电影发展情况

【美国《综艺》文章】题：当权者的更迭使东德电影工作者能自由探讨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题材
十年前，昂纳克被挑选出来接替他的前任乌布利希，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东德就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电影政策。昂纳克摒弃了“我们不是为电影工作者拍电影”的说法，代之而来的是以下的保证：
“对那些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电影艺术家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禁区。”
于是，在东德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这样三个电影工作者——沃尔夫，拜尔和京特。他们有着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但到现在才有机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更深刻地挖掘社会问题，更广泛地揭示其政治意义。
另外还有三个老一辈的电影工作者——赖施，卡鲁夫和瓦内克，他们以更圆熟的技巧、独特的风格来处理社会政治题材。而新的一代电影工作者——屈恩和斯特凡也已崛起，他们的影片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性的电影节上赢得了声誉。
从历史上看，东德的电影事业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由于德国的电影现在在一些地方特别吃香，所以有必要在这儿对这个曾被忽视，但却很有意义的欧洲国家的电影作一番扼要的介绍。
第一个高潮是战后的“反法西斯电影”。一九四六年，施陶特的影片《杀人犯在我们中间》问世，它检讨了过去的罪恶，指出了今天的危险。这部非纳粹化的影片使得新成立的德发电影制片厂一举成名。随后，一系列这种题材的影片就出现了。“反法西斯的题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例如沃尔夫的《我十九岁》和《妈妈，我还活着》。
第二个高潮时期有份量的影片是梅齐希关于台尔曼的一些影片和杜多夫关于工人阶级的一些影片。这一高潮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前后，直到新的一代电影导演从莫斯科电影学校和从布拉格电影学校分别毕业出来。
遗憾的是，在电影史料中，梅齐希和杜多夫两人战后的影片，都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阴暗一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有理由来指责那时候电影的狭隘心胸和对思想的束缚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梅齐希还是杜多夫都不是那种俯首贴耳的导演，在他们的电影生涯中，他们保持了个人的见解和人格。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的去世使整个东欧出现了“解冻”的局面，使东德的第二代掌舵人很快走到了前台。
克莱因一组关于柏林的影片（其中包括一九五六年的《柏林情话》等片）为第三个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引进了“新形式主义”创作方法，用以处理社会主义的题材。这个时期强调的是要写轻松愉快和富有人情味的内容。
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文化部重新负起审查德发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的责任不久，这一“新的道路”便忽然到了尽头。“社会主义的主题”取代了其他内容，这意思是说，意识形态应该得到保护，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当代重大题材的影片中更应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柏林墙的修建和边界两边德国保卫力量的加强，一种新的“限制”政策开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推行开来。这样，由于政治环境上的原因，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损伤。
一九五八年，在一次专门的电影工作会议上，一种渐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肯定。这种理论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的电影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
一些早已拍完、或正在摄制的影片则被暂时搁置起来。
六十年代被称为“稳定时期”。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生产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影片。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摄制的。
在这个渐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一批新的电影工作者崭露头角。波茨坦—巴贝尔斯贝格电影学校的第一期导演毕业了。这些人连同从莫斯科和布拉格电影学校毕业出来的人组成了第三代电影工作者，或称巴贝尔斯贝格团体。
一九七一年，在第八次党代大会上，昂纳克为艺术表现形式打开了禁区，尤其允许电影工作者可以自由自在地仿效各种风格，刻划人物性格。这就为东德电影进入国际电影节找到了机会。结果就有了京特的《第三者》，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奖。影片对婚姻和带着两个私生子的女工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处理意见。
七十年代初举足轻重的影片是京特的《钥匙》。该片反映了作为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的京特艺术上的偏见：
他认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悬殊差别。
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在魏玛创建一千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京特放映了他根据托玛斯
·曼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洛特在魏玛》。第二年他又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搬上了银幕。两部影片表面上是叙述故事，骨子里却是在批评东德的社会。
党的八大开放绿灯以后，拜尔和贝克尔合拍了《说谎者雅各布》。影片的背景是华沙犹太区，很适合表现拜尔关于“向无望的时代作不屈的斗争”的中心主题。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银熊奖，并被提名参加外国影片奥斯卡奖的评选，正在纽约首轮影院放映。
七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有：拜尔的《封闭的社会》，提供了一幅东德社会的图画。沃尔夫的《体育场上的裸体人》，《妈妈，我还活着》和《佐洛·佐尼》，三部影片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和体现时代性上都是值得注意的。
随着七十年代的结束，东德的电影看上去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今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给我们提供了判断整个社会主义电影发展的线索，因为东德准备怎么走，其他东欧国家也就会怎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