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究人员整理所藏我国俗文学资料

【台湾《联合报》文章】题：发掘俗文学宝藏的第一锄——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藏俗文学资料的整理作者：、曾永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一大批俗文学资料，论册数有八千余本，论篇题有一万四千八百余目，是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国俗文学资料最丰富的地方。这批资料所属的地域，包括河北、江苏、广东、四川、福建、山东、河南、云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甘肃、台湾等十四省，其时代自清乾隆间以迄抗日军兴；因此，称之为数百年来中国俗文学的总汇亦不为过。
民国六年冬季，刘复（半农）开始征集歌谣，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他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民间文艺组”又连同杂曲、戏曲、说唱鼓书弹词等也一并授集，迄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出版《中国俗曲总目稿》，前后不满十五年。这是这一批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辗转迁移，因此这批装满六大箱的资料，也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四川；又由四川而南京，最后，由南京而台湾。
这批资料搬到台湾后，因限于人力和财力，一直封存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直到民国五十四年赵元任先生的女公子赵如兰女士从美国回台湾来搜集中国音乐资料，要求中研院给予研究其中部分资料的便利，乃由美国哈佛大学委托赵女士洽得中研院同意，拍制三十五厘米显微胶片，共二百四十卷；英国剑桥大学也复制一份。后来俞大纲先生在《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发掘中央研究院所保存的戏剧宝藏》，极力鼓吹其重要性，于是这批资料才又引起世人的瞩目。
民国六十二年春，屈师翼鹏已接任史语所所长，命我拟订计划，向美国哈佛燕京社申请补助，重新整理这一批俗文学资料。于是在哈燕社资助之下，成立“分类编目中研院史语所所藏俗文学资料工作小组”，由我主持。
现在史语所所藏的俗文学资料比刘复等所搜集的要多出一部分，因为它又包括了抗战前后的一些作品和笔者奉翼鹏师之命所搜集的台湾歌谣三百九十四种。
我们整理史语所这批俗文学资料，分类编目大抵以刘复的学生李家瑞的俗曲略为蓝本，但我们又增加“杂著”一属，将“五属”之外的民间俗文归并于此。总计六属、一百三十八类、一万零八百零一种、一万四千八百六十目，较之刘李二氏之五属六十二类六千余种，可谓多矣。
我们将这批可以装满六大箱的资料运回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第九研究室，重新拆线、剪裁、分装、合订，从民国六十二年七月至六十四年六月卡片制作完成，并重新与书籍核对，并在卡片与书籍上盖印注明分类之号码，同时抄为目录三份。为使学者便于利用目录和资料，除撰写各类属之分类编目例言之外，又对照李家瑞《北平俗曲略》，撰写各类属之叙论，说明其来源、流行、体制、内容等等，凡二十余万言。
敦煌文献的发现，使学术界起了很大的震撼，于是“敦煌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史语所的这一大批俗文学资料，虽然古老不如敦煌卷子，但如今却是海内外唯一的近代俗文学总汇，其与敦煌卷子先后辉映，同样可以炫耀中国文化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娄子匡、朱介凡两位先生所编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中，说到俗文学的价值是：一、民族精神所据以表现。二、扩展了文学的领域。三、雅俗共赏，达到文学的普遍效用。四、老百姓从俗文学接受教育而构成人格。五、俗文学永伴人生。六、俗文学是各科学术研究的上等资料。七、方言古语的宝库。这些价值如果拿史语所的这一大批资料来印证，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就第一项而言，单就和抗日有关的，就有：东洋哭七七、救国反日春调、爱国男儿十二月、中日战争十叹、抗日路遥知马力京调、江浙战争五更、抗日投军五更、上海国难叹五更、战事五更哭同胞、打倒日本十朵花、捉拿汉奸胡立夫十朵花、东洋十不该、东洋叹十声、汪精卫历写招供粤调、东三省惨案毛延寿调、马占山演讲上海惨案毛延寿调、济南府惨案总司令演说毛延寿调、蒋总司令历史十二月调、国联调查团景致无锡调、汉奸国贼景致无锡调等等，这仅是就杂曲一属而随意举例，其他说唱之属中亦不乏其例。在风俗方面，李家瑞曾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过一部数十万言的《北平风俗类征》。如杂曲中的二十一条叹五声、孙传芳自叹、康有为普天下恨十声，福州平话中的袁世凯“皇帝梦”，有关林则徐的“判桔客”、“林君判”，以及子弟书中的鸳鸯扣以二十四回大力描写贵族婚礼的排场，也都是显著的例子。可见俗文学不止是研究风俗的好资料，而且也蕴藏了丰富的社会政治史料。
在音乐方面，因为杂曲、说唱、杂耍、戏剧等四属都是配乐演唱的，所以俗文学自然是俗乐的大宝库。我们这一次在整理过程中，把所有的曲谱都集中起来，这些曲谱有的是词乐对照本，有的只有谱而无词；有的是工尺谱，有的是近人翻过的简谱。
此外，这批资料还有许许多多的用途，经过学者慧眼，必能各取其所需，譬如文字学家从其通行的俗字或常犯的错别字，一定可以看出文字学的某些道理；经济学家从其帐本中，亦可以印证当时的经济情况；小说研究者可以藉此发现故事的基型，理出其传播发展的脉络，譬如梁祝故事、白蛇故事、孟姜女故事等。美国人石清照女士，就曾以这批资料中的“子弟书”和“大鼓词”，作为她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题材：我们的工作人员陈锦钊先生就以“子弟书研究”获得了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曾子良先生就以“宝卷研究”获得了政大文学硕士学位。所以这批俗文学资料，乃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学者只要探触其中，必能各取所需，而各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