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报道：在中国的外国人怎样对付遇到的官僚主义

【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十日报道】（记者杰伊·
马修斯发自北京）题：中国的官僚主义
一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商人参观了广交会的巨大的展览大厅。他在中国粮油食品公司的陈列柜前面停了下来。对那里的中国官员说：“我不想占你们的时间，你们能给我一份你们的商品单吗？”
这个商人后来说：“在任何别的国际交易会上，如果你这样讲了，就像按了一下电钮……你会被种种商品单埋掉的。”
但是，这是在中国。中国的官僚主义有这样一些方面：慢吞吞地讲几句话和小心谨慎及令人气愤。如果说共产党都无法使官僚们动起来的话，那么，一个来自仅仅有二百零四年历史的国家（指美国──本刊注）的资本主义暴发户怎么能促使一个中国官员从速办事呢。
在粮油展览部工作的王先生微笑着热烈欢迎他新结交的美国朋友。他不理睬这个人提出的要求。王先生说：“请坐下跟我谈谈你是怎么学会中国话的。”
外国人已经创造出两种十分不同的对付这里的官僚主义障碍的办法。
有一些人采取了中国人的办法。他们同有关的中国官员进行长时间的、有礼貌的交谈。他们带他去吃饭。他们请他尝尝美国香烟或去看一场美国电影，他们对他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表示同情。这便是建立关系的一种巧妙艺术。“关系”这个中国词儿，尤其是意味着“个人关系”。当你同人们对坚持明文规则仍然感到不舒服的国家中的官僚人物打交道时，关系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
有些外国人，当他们失望情绪发作（这在这里经常发生）时，他们就把关系丢之脑后了。他们大喊大叫，恨不得中国人穿的也是可以在抓住以后拉来推去的大翻领上衣。有的时候，即当发出某种威胁可以起作用的时候和争论不算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做也还管用。
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总的来说，用软的一手比较好，但是你要这样干就必须得一干到底，而且你必须得有可靠的情报。你得弄清楚你是找准了打交道的对象。”
耐心总是有报酬的，至少是在一些小的问题上是如此。住在北京饭店的一个美国人，每天早餐都自备一杯速溶咖啡，而只要求来一杯热水。有一天，一位女服务员要他付二十美分水钱，于是他表示反对。
这个人在追述这个插曲时说：“我花了三天时间才约见了经理。但是她倒是个很好的人。她说：‘噢，你没错，她那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不合理的收费就停止了。”
一位外国驻北京外交官运一部轿车到北京后，弄到政府部门去检查。
这位外交官回忆说：“他们说刹车不灵。”这位外交官曾当过一所学院的技工，他却看不出毛病在哪儿，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安上了新刹车装置。
检查人员说，这还不行。车子得在时速五十英里行进中突然停下时不转向才行。他设法试了试，车子挺好，但是却又没有通过检查，他感到绝望，问那位检查人员：“叫我怎么办呢？”他们说：“大概你得把它送到中国汽车修理厂去修修。”
这位外交官说：“我照他们的话做，中国机械师胡乱拨弄了一阵，然后对我说车子修理好了。我再次把车子开到公路上，一按刹车，车子急转弯了，大约偏出四十五度。
“后来我把车子开到了原来检查过这部车子的人那里，他们知道我这次把车子送到一家中国汽车修理厂修过了。于是检查通过了。”
中国人懂得，他们只要弄点小礼品、香烟和戏票给固执的官员就可以把事办成了，更好的办法是同认识有关单位某某人的那些人交朋友，同官僚主义打交道阅历很深的一个中国人说：“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再去那里，直到他们认为你这个人太讨厌，才会帮你一下，而目的只是把你打发走”。
一位官员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总是以微笑和许诺接待那些遇到困难的人，然后又什么都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