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刊登访华观感：《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去旅行》（下·完）

乌鲁木齐像兰州一样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人口由四十年代的八万增长到一百万左右。难以形容的新建筑和工厂使城市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和建筑特色。吐鲁番绿州就不是这样了。从乌鲁木齐坐车到吐鲁番有五小时的路程，它是世界上最深最热的洼地之一。到吐鲁番途中，我们穿过了被人们遗忘的地方。当我们走下光秃秃、黑沉沉的陡坡时，风就刮起来了。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里的温度升至华氏一百度。我们被呛人的沙土包围。再也看不见地平线。灰色的戈壁沙漠和飞沙走石的天空混为一体。一辆驴车从尘土中出现，驾车人在驴背上睡着了。
最后，我们终于在沙漠里看到一排又一排的大麻点。这些大麻点是一个个洞口。吐鲁番人就是通过这些洞走下去整修他们挖成的地下水渠的。在吐鲁番大概有九百五十条地下水渠。有些渠道早在中国汉朝时代当地下挖渠的想法从波斯通过丝绸之路一传到吐鲁番时就挖了。就是这些地下生命线才得以使色彩单调的戈壁世界现在迸发出几乎源于圣经的瑰丽多采的文化。我们还在中国吗？我可以在撒马尔罕看到像这里人的脸，在喀布尔看到这里人穿的衣服。我敢发誓我曾看到过那位长胡子的老人，拿着拐杖，骑着驴子到耶路撒冷去。歌舞杂技团里，有漂亮的杂技男演员，歌舞女演员们服饰华丽、神采飞扬，他们就像在庆祝乌兹别克斯坦的丰收。他们的喜剧演员一定是从美国来的。
吐鲁番似乎是和外界隔绝的。但很多世纪以来，在商队贸易繁荣时期，这个盛产西瓜和葡萄的绿州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点之一。古代的汉人统治过吐鲁番。许多迁移去的并已在历史上消失的中亚民族也统治过吐鲁番。
在高昌这个要塞城镇的遗迹中，我们看见了一所十四世纪的佛教寺庙，那时正是印度的佛教开始狂热地传遍中国。后来，当伊斯兰教传入时，这所庙就变成了清真寺。
今天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走过吐鲁番的一个最古老的村庄阿斯塔纳时，我们似乎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大部分人家有葡萄架蔽荫，使他们在华氏一百一十度的高温中仍感到很舒服。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吐鲁番的甜瓜解渴。铃声叮当的大车把妇女和孩子送到市场去。顺着大路有一条灌溉用的水渠，山上引来的凉水潺潺作响。
共产主义给吐鲁番带来的一样很明显的东西就是树多了。我们由人带领参观了大片森林，或叫防护林带，解放以来，就用它们来阻挡在四五月间袭击吐鲁番的狂风。时速为六十英里的狂风，加上寒流和沙土很容易在春天把无遮无盖的葡萄藤搞死。就是这些防护林带，帮助把吐鲁番葡萄加工业扩展到了只有沙丘和戈壁沙漠的地带。
在乌鲁木齐，最后决定要安排到搭克拉玛干沙漠去旅行实在太困难了。人们告诉我们首先要考虑使我们舒适。我们改为往北走，到要颠簸一天才能到达的一五○国营农场去。这个农场是从戈班图恩古特重新开垦出来的一大片地区，是块两级沙漠地，居民几乎全部是汉人。
一五○国营农场最初是个军事工程，那里离苏联边境约一百五十英里。这里的居住者类似过去中国皇帝派去戈壁屯垦戍边的士兵。农场里有一排排兵营式的房子和田地，主要种瓜、棉花和粮食。约有一万七千名居民，他们编成连队，连队下面再分生产队。
一五○国营农场中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只有在这里才有见到我们害羞的孩子。当我问一群男人十年前他们有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一个美国人时，他们笑着摇摇头。’
不知怎么的，我们和农场几名最早的居住者单独在一起了。
“我们那时都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们中的一个名叫魏古安（译音）的说。“我们年轻、热情，一心想保卫和开发边境。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这里没有人，只有狐狸和黄羊。工作很困难。没什么机械设备。”
“我们没有房子”，许永基（译音）接着说：“我们挖土坑，然后用树枝和泥土把它们掩盖起来。每个坑里住五、六个人。大多数是单身汉。家属是后来来的。”
俄国人有没有过来偷过你们的瓜？（笑声）“他们不敢。”
中国人常常因农业落后而露出窘态。在嘉峪关附近，他们不让我们给一个跟在牛后面犁地的农民拍照，这种场面在中国是极常见的。在一五○国营农场，他们特别为日夜干活的拖拉机感到骄傲。
在回乌鲁木齐途中，我们大约碰到三十名农业工人。科学家梁康怡（译音）说，“我想一台拖拉机的工作效率可以超过所有这些人。”我问，“但是让这些人干什么呢？”梁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也是啊！”
我们在乌鲁木齐周围的高山和牧场看到了第三种新疆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哈萨克牧民的生活方式。
在途中，我们的面包车又一次出故障。在新疆，我们已经碰到过三次车胎放炮，一次配电盘坏了，一次汽缸炸裂，一次电池没了，有一次从挡泥板迸发出短路的电花。但是中国的驾驶员很神。不管出什么毛病，都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修好。他们带着很多工具和零件。这次水泵坏了。他们把它拿出来，用废料做个零件换了上去。车迷杰克·约翰逊说，“在美国，一个机械师就会坚持要换个全新的泵。”
我们接着爬进了天山，气候越来越凉。我们经过了冲过陡峭峡谷的急流。哈萨克人用三角叶杨和云杉盖成了圆顶的帐篷式的房子。骑在马背上的牧童，戴着草绿色的毛式帽子，背着用以防野兽的枪把牛赶往牧场。在这里狼是个问题，听说雪豹是第二种最让人头痛的野兽。
当我们到达由周围山峰的成年积雪融化成的水库天池时，我们碰上了从北京来的一支年轻的登山队。他们穿着讲究的登山服，每人携带一架值二千美元的德国照相机，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有力的迹象，表明在中国广大群众之中，仍然有得宠的公民的。
步行了两小时后，鲍勃、杰夫和我来到一小片圆顶帐篷周围。
在一扇篱笆门上，用羊毛笔写着：“不关门者是狗熊。”牧民卡迈尔激动地迎接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帐篷。
卡迈尔粗壮的妻子给我们端来了面包和滚烫的羊奶。她命令说：“吃！”我们想这大概是要我们喝。这种饮料发苦，只好小口小口地喝下去。
卡迈尔和队里另外六个男人管理三百头牲口。有十头可以归他自己，其余的要卖掉，利润由公社分。
几天后，在参观被山岭环抱的东风公社时，我们
经过几个帐篷，看到妇女们正在用篝火烤面包。她们的特征很像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如同来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蒙大拿的布莱克福特营（该处曾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方之一——本刊注）。
男人和大一点的孩子白天在山里放牧。布鲁斯用长柄平底铝锅很快爆了一锅米花。当平底锅在篝火上来回转动时，孩子们的眼睛也跟着米花来回转。我吃了几把，在我吃以前，没人想吃这种奇怪的食物。接着孩子们吃了。慢慢地母亲们——最后甚至连小鸡
——也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又走了几英里路，我们来到几所土房旁，碰上一个名叫阿拉贝迪的哈萨克人，他拿着一把长柄大镰刀在路上走着。阿拉贝迪五十三岁。他说他正要去割草为了赚点额外的工分。年底时公社根据工分给七千名社员分钱和牲口。人们用现钱去买衣服、煤和香烟。
阿拉贝迪说：“集体化很好。过去我们只能维持放牧生活，但现在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都能分到钱。解放前，什么都是富人的。我们给他们拼命干，但得不到多少东西。我们经常挨饿。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我们常住在山洞里。现在我们走出山洞住进了真正的房子。”
“我们很幸福，”他强调说。“我们干活，但不太重。我们病了，有医生给看病。我没上过学，但我的女儿在新疆大学学物理。去年华主席来这里。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通观中国，我们可以感觉到乐观主义。我们从重新获得自尊的生气勃勃的科学家们身上感到这一点。当我们坐在火车上或走在农村小道上时，从向美国人投来的目光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正在改变的象征。
这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夜。北京夏天的热度和湿度仍然使人感到窒息。但我不在乎。我们在全中国，看到人们的精神正在焕发起来。天气虽热，但却使人感到像早春一样。我们在北京饭店终于喝到了一杯冰啤酒。（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