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刊登冈孝文章：《新的长征-----向现代化进军》

说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三个问题是：把群众动员起来，把党员干部队伍调动起来，找到一种既坚持党的领导又能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来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体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着手解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国》专辑文章】题：新的长征——向现代化进军记者：冈孝
中国十亿人民能不能在本世纪末从自行车时代进入到一种中国式的汽车时代？他们能不能完成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号召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中国变成一个“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家，或者说，把中国变成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人一千美元的国家？这个数字按每人平均计算并不高，但是它的总额却超过了日本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领导人为自己和人民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前进的道路是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三个关系成败的问题上，也许在今年年底以前就能开始看到答案。
这三个问题是：
（１）中国领导人能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
（２）中国领导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党员干部队伍调动起来？
（３）中国领导人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体制，它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采取灵活措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来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
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经济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那么粮食生产就不会有引人注目的增长，工业生产率就不会提高，中国也不会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正是中国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统治（一九六六——一九七六）那场浩劫以后十分需要的。
从目前来说，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先生，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华主席以外，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在一九七六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以后上台的。
他们不是自由派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善于思考、讲求实际的共产党官员。他们力图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同时也认识到经济刺激的必要性，认识到对经济的控制不能过于死板。他们愿意相当放手地试验一下扩大地方自主权和实行某些市场经济的作法。他们欢迎外国技术、机器贷款和信贷。
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期间，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恢复遭受多年动乱破坏的国民经济。
中国领导人决定接受外国贷款和信贷之举，曾使很多西方和日本工商业家产生一种过份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初。但是中国领导人一旦意识到他们计划投资的一百二十项大型工矿建设项目会把中国有限的外汇储备耗尽用竭时，他们便大大地削减了这些项目。
去年是对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三年计划的第一年。
过分庞大的重工业建设项目，特别是钢铁工业项目（原计划到一九八五年年产六千万吨），不是停建就是缓建，转而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重点从机械化转到首先依靠现有条件来增产，同时采取措施增产化肥，普及良种等。
到目前为止，这些调整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今年将有更大的进展。
有一亿多人口的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在赵紫阳的有力领导下，由于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等等革新试验的效果良好，四川省的工农业都有了满意的进展。
广东和福建建立了免税的特区，外国制造商可以在特区里建厂，由中国合营者提供厂地和劳力，生产出口商品。
但是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仍然有待解答。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否足以把群众动员起来呢？在各项改革措施中，除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外，其他还包括：在工厂实行奖金制；增加市场消费品的供应；发放职工津贴。
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农民现在手里已经增加了一些现款。
由于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留地的产品，城市人民的食品供应也有了改善。部分工厂的生产率有所提高。
但是要谈全国性的趋势，现在还为时过早。报纸仍在抱怨说，很多普通老百姓怀疑这些刺激经济的新措施能否长期存在。他们记得过去有过很多次先例，先是听说某一项政策是永久性的，后来党的路线一改变，政策也跟着改变了。只有时间才能消除这些怀疑。因此，从巩固现有成绩和激励群众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来说，一九八○年是重要的一年。
比发动群众更有关键意义的是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地方、县和工厂各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还是受到阻挠，就取决于这些人。
有一位干部曾对一位外宾说，“我们每次接到上级的一项新的政策指示时，都要仔细研究，闻一闻，尝一尝，嚼一嚼，设法弄清楚这项指示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这项指示给了我们一定范围的授权，我们就先要在授权范围内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走一、两步瞧瞧。逐渐地我们的胆子也许会大一点，但是我们始终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比所授权限要小得多的范围内。”
这种小心谨慎的作风目前更为显著，因为现在不但要求干部做出决定，还要他们对决定负全部责任。
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专家说，“我访问了很多工厂，每到一处我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新型的机器，而是人事的管理。凡是对人事管理有创造性和奖励性的工厂，即使那里的机器都已经陈旧过时了，生产还是能搞上去。但在人事管理不健全的工厂里，即使有贵重的电子计算机也会闲置着，因为没有人会用它。”
最后，也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
——如何找到一种既能调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又要保持党的控制的体制。邓先生和其他领导人在最近的讲话里一再强调党不会放弃它的全面领导。邓先生和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很多干部由于多年掌权已从公仆变成了官僚老爷。
但是他们又觉得过于放松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控制必然要导致混乱和动荡。他们宣布，可以在工作单位或居民委员会范围内进行批评，但不能任意在公共场所进行批评。当然，他们还强调，不论在工厂管理、利润率或自由市场方面进行什么样的试验，社会主义的两根支柱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民主集中制，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现在的领导人愿意放手试一试。如果某种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体制证明是可行的，他们就会让这种体制在一定限度内在中国实行——这不是说走向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走向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那种混合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的内容会和某些国家如苏联所实行的共产主义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