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廷斯文章谈中国城市经济生活

【英国《卫报》四月十四日文章】作者：约翰
·吉廷斯
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说明了八十年代中国生活的一个新方面。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橱窗陈列着照相馆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真正的外国人——留着大胡子，不修边幅的北欧人——的照片，另一张是一个穿着讲究、戴一副太阳镜的中国小伙子的照片。还有一些穿着传统的白色结婚服的结婚照，但是，在有一张照片旁边贴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城市里的情况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历中的那种情况。
这是传统的（中国的）和现代的（大多是以外国为主的）形象和渴望的混杂物。他们也同样提出消费方面的要求，只不过是他们经济的先进程度远不如我们而已。
在六十年代，许多人攒钱买一辆自行车，而今天，在城镇以及较富的农村地区，他们有了自行车、手表，也许还有了半导体收音机。
除此之外，由于最近工人增加工资以及发奖金而有更多的钱投入市场，我们看到了所熟悉的现象，钱太多，而东西太少。
我听到人们对喜爱消费品所作的一种解释：“知识分子希望买录音机以帮助他们学习外语，听音乐。而工人却宁愿把钱花在家俱上。”
沙发，这是我以前访华时从未听到过的字眼，现在却成为衡量购买力的一个新标准了。有单人沙发（带有扶手）和双人沙发。上海大街上有三件一套的沙发。
人们可以在当地街头巷尾的市场上看到，一张复印的家俱设计图用图钉按在墙上，花几分钱就可以购买一张。这些自由市场本身是对消费者的要求的一种新的让步，凡是仍然相信应当“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都憎恶自由市场，不过，自由市场的范围很有限，看来很受人们的欢迎。“这就是说，当你到自由市场，你可以买到蛋类，在冬天，你可以买到较多的蔬菜。”
我看到的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比国营市场上的价格高不了多少。买东西的人很多，熙熙攘攘，如果卖花生的人比当天流行的价格多要了五分钱，旁边站的人立刻就加以谴责。
在北京和上海大的百货商店外面，人们挤着目不转睛地瞧售价为一千九百元的日本彩色电视机，以及一些其它昂贵的电子用品。这究竟是象人们需要较多的蔬菜和较便宜的家俱那样，反映了大家的向往呢，还是陈列新力、三洋、日立和东芝牌产品，要达到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目的呢？
陈列的商品也不完全是供观看的：我亲眼看见两个人买了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常常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包括立体声录音机和电视机，价格比进口货便宜。不过只有持有票证的人才能买得到。
我感到最令人费解的是，显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理由陈列这些商品，而且在广告栏里还登了巨大的广告。
最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最常用的答案，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它将告诉群众，我们必须怎样地努力奋斗，才能赶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它将激励群众为四个现代化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样解释是解释得通的。文化革命的长期神话正在不断地被人们轻蔑地加以揭露，作为文化革命的基础的是反对重物质利益的原则。
曾经有十五年没有给任何人提薪，而且看来首都北京城好像也没有一栋楼房粉刷过。现在中国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种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部分地填补了这个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