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报》文章:《从高雄事件看台湾政治》

说高雄事件不管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其结果对国民党和台湾内部的稳定来说，都是不利的
【香港《中报》三月三十日文章】题：从高雄事件看台湾政治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讲师李南雄
高雄事件是国府当局和党外民主人士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建交宣布起，两方面行动逐步升级的结果。国府当局于中美建交宣布开始，当即停止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接着有余登发案件、《潮流》事件、许信良案件，其中中泰宾馆事件、鼓山事件颇有暴力意味，最后是高雄事件，终致两方面“沟通渠道”完全阻塞，几至难以收拾！
这事件反映出国民党人士与党外民主人士有着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终因中美建交而激化，导致近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牵连最广的政治案件。简而言之，国民党人士对于台湾当地社会具有一种隔离、恐惧之感，而党外民主人士，特别是台籍民主人士则由于历史因素，长时期有一种被遗弃、被压迫之感。高雄事件可以说是这两种心理倾向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在三十年期间内，前半期尚存点回大陆的希望；到后半期则向外变相移民不断增加。姑不论何种因素，国民党人士多少有点侨居作客心理。国民党人士未能与台湾当地社会打成一片，以致三十年来，形成一种自我隔离之感，加之国府人士占少数，多为大陆迁台，又不免自存恐惧不安。
由于这种自我隔离、恐惧不安的心理，国府对于党外民主人士的可能威胁作了过高的估计，导致内部保守派人士抬头，决策往较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使高雄事件牵连范围过广，规模过大，增加台湾局势不稳定之因素，想是国府当局始料不及者！
中美建交后，国府当局面临一项极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原因如次：第一，国府的实际地位由于美方立场转变更形削弱；第二，现实主义更见抬头，而国府反攻大陆政策再一次受到考验；第三，中央民意机构老化，而中美建交更加强要求改革的压力。上述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削弱国府代表全中国的说法，因而亦减弱国府对于台湾行政主权的基础。这更加深了国民党人士隔离、恐惧不安之
心理。
当然党外民主人士并非全是台湾籍人士，但台籍人士的确占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由于甲午战争、台湾割让和二二八事变等一连串不幸历史事件，形成一种被遗弃、被压迫之感。台湾民间故事如《林投婶》，固然反映这种心理状态，而台湾的歌仔戏，特别是哭调亦颇有这种意味；台湾的小说如杨逵的《送报》或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亦颇有这种色彩。
由于这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不少台湾同胞对于政治环境变化之反应亦颇为复杂，其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亦具有多面性。又往往因时因地因对象，各种政治倾向显现的强度有所不同。譬如说民族主义，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方式等，都可能是上述心理倾向的表现。不论以何种方式，台湾同胞都期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减释这被遗弃、压迫之感。台湾同胞之间，颇有“认同危机”与归属感问题。
且不说国府当局是否加深台湾同胞这种心理倾向，但是，台湾光复之后，国府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足，以致与台籍人士之间的鸿沟迄未完全弥补。中美建交之后，党外民主人士（大部分属台籍）不仅要求对于台湾局势前途表示意见，同时对于现存政治结构、权力分配提出要求，都是对于上述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的一种反映。中美建交之后，党外民主人士不能说“不合作”，而激烈化之开始则以余登发案件、国府加大政治压力为起点。
就高雄事件而言，笔者有两点意见：第一，从政治观点，笔者认为国民党人士和党外人士对此事件都有责任，但是前者责任则多一点。第二，现在国府当局面对非判刑不足以下台的情势，但不论结果如何，对于国民党人士之不利不下于党外人士，特别就台湾内部稳定与国际关系而言。从政治观点，重判不如轻判，扩大范围处理，不如缩小范围。
笔者认为，即使国府当局只考虑短期内台湾的安定、繁荣与开发，亦应促使台湾同胞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长远历史角度，国共两党争执到底如何解决，笔者实无由置喙，但国共两党应摒弃一时政治权宜，从民族大义出发，双方由正面考虑如何促进台湾在全中国范围内扮演一个有意义、有益处、又足引以自豪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