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文章：《集邮六十年琐记》（四）

可是，在总结那段经验以前，还得提一下我那个大腹便便的长信封，里面塞满了剪下来而尚未整理出的晚期的孙中山先生邮票，有多种式样（纸张也不同）与价格。其中，百元、千元的邮票不计其数，万元以上的有一万、二万、五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以至最高额的一百万元——不知还有比此更大的数目？最初，我寻出一连五张（四张五万元一张二万元）从航空信封上撕下的邮票，上有（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天津邮戳，合邮资二十二万元。但此尚不足为奇，我另有一连三张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元的邮票，共邮资一百七十万元。这封信的价值之高，应该打破一切记录，但可惜邮戳打得不清楚，认不出年月日，只知道是上海发出的。我也保存着好几个有历史意义的完整的信封，其中一个航空信封，是剧作家杨村彬自上海寄来美国的，上有孙中山先生邮票三枚（二万、五万、十万），共合邮资十七万元，邮戳上寄信日期为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这些邮票与信封，都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在佛州冬园Ｗ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与康州新港ＮｅｗＨａｖｅｎ时所积存的，随收随藏，没有整理出来。至此，也就结束了我的第一期三十年（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始）汇集国邮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怀念而动感情的，是在集邮期间家人给我的帮忙与鼓励。最初，在青少年时，父亲（即柳亚子先生——本刊注）是我集邮的同志和支持者。差不多当时我所有的旧邮票，中外一样，都是他给我的。他有一个习惯，凡是友人（他交游广天下）来信，总是连信封一并保存，如此数十年来，积存了好几只箱子。当我弄邮票的时候，他就为我从箱子及抽屜里找出成百上千的信封，把邮票剪下来给我，并帮我做检对、取舍、辨别、品相的工作。如发现一枚前所未有的邮票时，他同我一样地高兴。他对我的帮助，始终没有间断过。当我于一九三二年自美返国，在天津教书时，他还继续供给我一些朋友们为他搜集的邮票。现在我已寻到的，有八个“上海市通志馆”（他做过馆长）与十个“南社纪念会”（设在上海市通志馆）信封，里面装着香港、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邮票，都是从父亲那里拿来的。此时，我的太太也成为我集邮的第二个协助者。她总是帮着把我们接到的信上的邮票，那些不常见或外国来的邮票，剪下来，历年来也积有成数。抗战胜利那天，她也同我到邮局去排队。等到抗战结束，我们预备来美期间，我的女儿也加入了这个集邮集团。这有我太太的一本通信簿兼邮票簿（上面贴有十余种纪念邮票），与我女儿的两册，有六百多个邮票（其中有中国、满洲、蒙古、日本、香港、菲律宾，与欧美）的“拍纸簿”为证。她那时不过八、九岁，可说是一个小集邮家，可惜来美后没有继续下去。
我的集邮第二期的三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是在美国过的，所搜集的主要亦为美国邮票。这类工作分两种：保存旧邮票，与购买新邮票。由于这长期的习惯——三十年如一日——家中到处都有剪下或撕下的旧邮票，先在饭桌或书桌上露相，随即失踪于信封、口袋、抽屜、箱子内，有如在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搜集”而不“整理”的办法，为我第二期集邮的特点，与第一期的成绩比较，不免相形见绌了。
三十年中所积存的邮票，实在不少。现在旧梦重温，把那些约略地翻阅一下，却显得光怪陆离的有趣。先说我买来的美国纪念邮票，就在百种以上，其中有三、四、五、六、八、十、十三，以至十五分的，可见在这三十年内普通一封信资随着物价上涨了五倍，而涨得最快的还是最近几年。举例言之，我集的圣诞邮票，在一九六二年尚是四分，一九六三年五分，无年份的八分，一九七五年十分，一九七六年十三分，到去年就已十五分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张为纪念中华民国五十周年而发行的四分蓝色邮票，上有“中华民国”四字；两旁另有两行小字。
此期所集的加拿大、南美与欧洲各国的邮票，也比早期为丰富。我们去过南欧与北欧，但未购置邮票。我们也曾三游加勒比海一带在水上闪耀有如宝石的岛屿（即从前所谓西印度群岛），去了十几处（就是没有到古巴）。那边的风光真美，海水的碧绿与天空的蔚蓝相映着，有奇异的走兽飞禽，稀有的美丽花卉，与服装特殊的土著，这些景物被美化在邮票的图样上，引诱我作一次破例的搜集。我买了几十枚可爱的邮票，余兴未衰，上岸后就去找专门招揽游客，买本地特产、风景片等的铺子，但是没有邮票。又走上十几条街道，找到邮政局，用我不成熟的法语告诉局员要买些纪念邮票。他很耐心地从各个信封内找出各种色彩鲜艳的邮票，包在蜡纸内给我。当时很高兴这次的收获，那知回到船上打开来一看，原来我所买的都是些法国的纪念邮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