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文章：《集邮六十年琐记》（一）

【台湾《联合报》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文章】（作者：柳无忌）在我国发行邮票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愿以怀旧的心情，追述我在半个世纪以上集邮的嗜好、经过，并以事实证明其中的乐趣，与历史上的价值。这里，值得首先提出的，虽然经历抗战期间流离颠沛的生活，虽然初来美时我们只带一些简单的行李，在美的三十余年中又屡次搬家，我从中学就开始搜集，而累积至今日的邮票，却全部保存着没有遗失。那是十分幸运的，比起我的其他物件来，如我自己写的书籍与稿子，在身边的就很少。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无可计数的各式样的邮票，至今仍杂乱无章地塞在信封内，簿子里，匣子中，书桌的抽屜角落，没有归宿与安居的地方。它们耐心地等待着有那一天，我将以有暇的心情，把它们从那些幽闭的处所解放出来，重见光明，整齐地、有条理地贴上新的漂亮的邮票簿子。可是，自我退休以来，已将有三年之久，这个“暇”字并未来临，也尚无确切的日期，也许要在十年以后。无奈，姑草此文，以安慰那些被弃置疏忽的小宝贝，以为来日为它们做整理工作的先声。我国的邮票，自一八七八年开始发行；我国的邮政，自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中间经过二十五，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以至去年的一百周年（每次都曾发行纪念邮票，我大部份都有），可谓一个盛大的纪念。在我个人，这一百年中（如以邮政总局成立计算，事实上只有八十二年）竟有六十年之多，曾从事邮票的搜集，日积月累，以至于今，也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次，当我们自印第安纳州搬家，清理积存十七年的箱箧中旧物时，就发现好几本值得珍贵的旧邮票簿子，以及装满邮票的信封、口袋，有的在上面还盖上邮局戳印，以及寄信人的姓名、地址。这些清楚地表明我搜集邮票的年代；它们也打开了我的为岁月所弄糊涂的记忆力，一幕一幕地昭示着我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所作集邮的努力，因而使我怀念着、憧憬着当时的工作情况。
事实证明，当我在上海圣约翰青年会学校读书时，已对集邮发生兴趣。那是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期间，我正好十三、四岁。原来在这次搬家中，我找到了两册四吋阔，六吋半长的练习簿１上有中英文的学校名字；一本上还有我当时的英文姓名。后页有一张英文的上课时间表，知道我当时读的有英文文法、读本、作文、地理、历史、代数、科学，以及圣经。可是，在这两册练习簿里，没有笔记，只夹杂着一些邮票，中西各国都有。更妙的，在第一本书的前面（只剩下几张散页），贴上的并不是邮票，而是若干剪成如邮票大小的方块或长方纸，有“中华国耻”，“国民毋忘五九”，“万众一心，共同救国”，“学潮，救国纪念”，“提倡国货”，“勿买日货，永久坚持”等字样，当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所印的。另外，尚有些中华邮政的“快递邮件”，中华民国印花税，“欠资”邮票（内有三枚“大清国邮票”），江苏省卷烟营业税凭证，与“中国国民党党费印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发”（共三枚，为叁仙、壹角、贰角）。在当时，这可能是犯禁的。至于那些正式的邮票，原先贴上去的，都已取出放入另一册邮。簿，只留下一些蜡纸的痕迹而已。
我的第二本邮票簿，比较精致漂亮得多了，虽然它的红色假皮封面已有些褪色。它是英国货，书名Ｔｈ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ｏｓｔａｇｅＳｔａｍＰＡＩｂｕｍ，伦敦ＳｔａｎｌｅｙＧｉｂｂｏｎ公司出版。那是一家老牌的铺子，从事邮票交易至此册十九版书印行时，已有八十多年。书中虽无出版年月，却有一条线索，能考订出这是一九三六年。因为，在起首大不列颠帝国邮章的一页上，载着当今的君主是爱德华八世。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在位不到一年（一九三六年正月至十二月），就被鲍德温宰相迫宫而退位的。书首有四页、五大洲（欧非二洲合在一页）的地图，所列国家、岛屿、殖民地、占领区、特种邮局，共有五百多项的地名索引，可谓洋洋大观。这一本二百页的书，差不多每页都粘上邮票；书后十八页空白纸上，也贴满了我搜集最多的中、日、美、德、匈、奥、波几国的邮票。那些中间，我最不欣赏的是第一次欧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邮票，千篇一律的图样，毫无美观；有几张原来二百与一千马克的邮票，都盖上邮戳，增值为二百万（２ｍｉｌｌｉｏｎｅｎ）马克，与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一百万元一张的中国邮票可以相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