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时代》周报报道:《在联邦共和国越来越多的人打算学中文》
【西德《时代》周报二月一日一期报道】题:喝茶兄弟和毛的信徒,在联邦共和国越来越多的人打算学中文
在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联邦共和国时事情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在我们这儿仍然缺乏中文翻译。因为外交部没有雇用德国的汉学家当陪同人员和翻译,而是雇用了多年来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和半中国人,从讲师到女大学生都有。
在十五年前,汉学还被看作是一门与世隔绝的胡思乱想者的学科,一位教授喝着茶,点着香,向两个门徒介绍唐诗的奥秘,这种印象是完全确切的。对文化历史的强烈兴趣,用毛笔写漂亮文字的欲望,同时也学习语言,对中国的艺术——当然是古代艺术——的热爱和对中国哲学的钦佩,这些是六十年代前期汉学家的主要动机。
他们受到“正常”大学生的嘲笑,说他们是“喝茶兄弟”。当时在慕尼黑和汉堡也设了两个汉语正教授职位,担任这两个职位的都姓弗兰克。由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日益增长,赫伯特·弗兰克和沃尔夫冈·弗兰克要求科学委员会提出增加汉学选学科目的建议。因为汉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研究当代情况的——即使它有一段时间是殖民学的一部分)在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后陷入了死胡同。毛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使得几乎不可能对中国进行与当代情况相联系的研究。直到那个时候古典文学在选学科目中处于首位,这就不奇怪了。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各个大学里设置了十四个新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单位。
汉学家的就业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一代年轻的科学家在这些新的机构中找到了工作。
由于大学生暴动,由于对中国文化革命感兴趣,六十年代末听汉学专题讲座的不再只是“喝茶兄弟”,而且也有毛的信徒。特别是在慕尼黑和柏林,德国的文化革命者控制了舞台。
如果在十年前每个学期的新生大约是八至十名的话,那么现在有三十至四十名了。蒂宾根的蒂勒曼·格林教授说,两年来初学者的人数是稳定的。
初学者首先表现得对欧洲以外的文化感兴趣。例如汉斯·威廉·许特,他今天在汉堡汉学教研室工作。他原来是打算学习非洲语的,但他在蒂宾根的莱布尼茨学院从事一年的全面学习时接触了中文,并且以后没有放弃;这也是因为他不想让第一年的时间和劳动白花了。库尼希在语言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以致他与他的教员赵永亮和他的大学女友安内特·扎班一起写了一本教科书:《德国人学中文》。这本书是从德国的语法概念出发解释中国语言结构的一次尝试
——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部书在六十二课课文中解释了语言的基本结构。人们可以学到一千零七十二个基础单词,这些词汇是由七百八十七个字组成的。掌握了这些,就能借助一部字典继续学习,也能够表达中国旅行中的日常小事。
汉学在职业上有什么用呢?汉堡的教员宽于谦是抱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联邦共和国在今后几年对汉学家的需要量将日益增加。但不需要“只懂汉学的汉学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在科学研究所里只有少量的位置。现在缺少把自然科学或技术专业与中文结合在一起的大学生。人们预言,这样的大学生有最好的前途,因为在中国安装技术设备,如目前在武汉安装德国的钢铁厂需要这样的人。大量的对华贸易才刚刚开始。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大众汽车厂基金会的研究计划也考虑到了对有中文知识的各种行业的专业人员的需要。在速成班中采用了多种办法学习中文,速成班每四周有二十人参加,有四名教师整天授课。我也参加了这些速成班。在一期短训班中我们完成了整个学期的课程。参加者是杂七杂八的:其中有专门研究中国货币的钱币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将为一家公司在中国谈判合同的律师,为参加广交会想学习几个词汇的商人,最后还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种学者。
蒂勒曼·格林说,汉学又离开了象牙塔,这一点“我们最后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因为毛使得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声望。因此,学汉学的人
——过去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美艺术的爱好者——今天也有现实的讲究实效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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