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沃德访华文章：《在长期以来的禁区西藏》（上）

【美国《全国地理》杂志二月号文章】题：在长期以来的禁区西藏作者：弗雷德·沃德
我到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怎么也无法入睡。中国主人曾经预言，海拔近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将会引起失眠。但我认为，我的失眠是兴奋造成的。我在儿童时期就抱有的理想实现了。透过宾馆的窗户向外眺望，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宏伟的布达拉宫的轮廓，它建在山顶上，是达赖喇嘛的宫殿。其上，透过闪烁的夜空，银河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它似乎就在我的头顶之上，好象差一点就可以够着它。我终于来到传奇般的西藏！我这次进藏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西藏商人曾经经历过的艰辛，对过去的商人来说，骑马跋涉几个月是很平常的事。而我这次是坐飞机入藏的。我的朋友、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詹姆士·阿布雷兹克通过他在北京认识的中国官员为我们取得了入藏许可。我们乘一架苏联造的螺旋桨飞机从中国成都起飞，飞行三个小时之后，便降落在拉萨的唯一一个民用机场——其实它不过是一段三英里长的水泥跑道而已。它建成于一九六五年，位于两条山脉之间，海拔一万一千英尺（在这个高度，引擎易疲劳受损）。由于机场离拉萨仍有六十五英里路程，所以还要坐小汽车在原始的道路上行驶三个小时才能到达自治区首府。
今天，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它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一九六五年以来，由于它在行政上是作为西藏自治区而存在的，所以它比中国其它省份有较多的自治权，但实际权力仍然操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手里。
一个晚上，在喝茶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外办主任旺堆扎巴（藏族人）曾解释过这种制度。他通过一名汉族翻译说：“一九六八年以来管理这一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已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取代，人民政府主席天宝是藏族人。”
对于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呢？旺堆扎巴说：“重大决定仍然必须经过党委会，党委会由五名汉族成员、三名藏族成员组成。党委会规定政策，政府则是贯彻这些政策。”
我问旺堆扎巴如何解释中国在一九五○年对西藏采取的行动。他说：“中国并没有侵占西藏，西藏不仅现在是，而且自第七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千多年来，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命和后来达赖喇嘛的选拔都是由中国批准的。在发生战事的时候，中国甚至还派兵来支援西藏。”
这种观点同西藏长期以来的独立传统显然是抵触的。去年九月，在达赖喇嘛第一次访美期间，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对中国进驻西藏一事持有不同的见解。那位四十四岁的领导人以温和的语气用英语谈到他已失去的王国：“当时有很多迹象说明西藏事实上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边界、货币和宗教，而且世界也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中国无视这些事实，并用过去的微弱关系来证明占领有理。事情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大国欺侮一个小国。”
现在的十四世喇嘛在拉萨一直住到一九五九年，当时中国人粉碎了西藏叛乱，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便连夜逃往印度。在他回忆此事的时候，看上去仍很难过。
中国人坚持认为，那次叛乱的目的是企图保持曾使一百多万人处于农奴——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是奴隶——地位的封建社会。大昭寺仍然是佛教徒的圣地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九五九年以前，宗教完全支配着西藏人的生活。我急于要看到佛教的残余。在拉萨老区的中央矗立着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大昭寺。大昭寺是公元六五○年前后为佛教徒修建的，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是藏族佛教徒朝拜的圣地。为了到这里来，他们不惜步行数年，来到之后，便在其周围匍伏下拜，身子平卧，然后再到寺内数百尊佛像面前一一祈祷。
我到拉萨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也去大昭寺朝圣了，当时吉姆和我以及我们的中国主人是仅有的朝圣者。进了铁门，我们穿过了一个用平石板铺面的院落，多少世纪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前来求佛的佛教徒用他们的双手和双膝把这些石板蹭得光亮而平滑。
在殿堂入口处，我遇到了六十一岁的洛桑平措，他身披传统的栗色羊毛袈裟，足蹬牦牛皮靴，鞋尖向上翘着。他双手合十，对每个人都微微鞠躬。
洛桑平措向我们解释了允许宗教活动的新政策：“一九七九年三月，大昭寺重新开放，供人朝拜，这是二十年来头一次。现在大昭寺每星期开放三个上午，每个上午都有一千名藏民前来朝拜。”大部分寺庙都已消失根据西藏独一无二的佛教形式，寺院拥有很大的权力。拉萨以西，哲蚌寺同高山一起拔地而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它里面曾住着一万名喇嘛，它控制着两万五千名农奴和牧民，这些农奴和牧民耕种着一百八十五个庄园，照料着二百个牧场。当我登上组成哲蚌寺的街道的狭窄的小巷时，我看到一度曾是宏伟壮观的中央建筑已快成废墟了。
年迈的根敦加措喇嘛带我们看了大庙里的佛像，并解释了哲蚌寺衰落的原因：“寺内喇嘛大约有三千名跑到了印度，生活在达赖喇嘛附近。这里还有二百七十名喇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看守寺庙，其它的不是还俗，就是归天。现在也没有训练新的喇嘛，我不知道等我们死了之后这所寺院将成什么样子。”事实上，由于中国禁止训练新喇嘛，所以不仅寺院的前途、连西藏佛教的前途也属未卜。
一九五九年，西藏有大约十二万名喇嘛，这足占全体男性藏民的四分之一。土登丹达知道他们之中许多人，土登丹达作为达赖喇嘛的秘书长曾帮助准备一九五九年昙花一现的叛乱。由于他不知道达赖的逃跑计划，所以他就被甩在西藏并坐了三年的牢。这位现已七十二岁的前显贵人物的话反映出现在的喇嘛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不许靠别人的劳动生活的。现有的喇嘛不过一千人，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除了当喇嘛之外，还必须做各种有益的工作。大多数是在寺院附近的田野上或果园里劳动。”
克桑旺堆一九五九年是西藏制币厂的总经理。他脸庞轮廓清晰，衣着考究，说明他出身高贵。他现在是政府的一名官员。他说：“大多数寺庙现在都没有了。一九五九年有寺庙两千七百一十一座，但许多在动乱期间被摧毁了，因为它们是叛乱的中心；打完仗以后，另外一些寺庙又被拆毁做建筑材料了。然后，在文化革命期间，汉族的红卫兵和群众又进一步摧毁寺庙。今天，只有九座有喇嘛的寺院得以保存下来。”收入虽低，但在不断提高西藏的状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是中国最后被征服的地区。在我访问期间，代表西藏自治区讲话的旺堆扎巴花了两个晚上和我们讨论该地区的人民和机构的情况。
他说：“同中国其它地区相比，在西藏，个人收入仍然是低的，每人每年可得现款大约是六十元（合四十美元），在农业地区，每人每年可分到二百公斤粮食，在牧场工作的工人则可分到一百公斤粮食。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