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谈更新对外政策

【本报讯】现将戈尔巴乔夫６月２８日在苏共第１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有关对外关系部分摘要如下：
苏联的改革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因素。在自己家里进行根本变革也要求对国际事务采取新的立场。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时，不能不承认，行政命令方法也遍及对外政策领域。有时甚至最重要的决定也是少数人在不经过集体的、全面的讨论和分析的情况下作出的，有时也不同朋友们进行应有的协商。这就导致了对国际事件和其他国家的政策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反应，有时甚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遗憾的是，往往并不掂量人民对某一行动方案将付出什么，这一行动方案可能导致什么。
为了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发出的核挑战作出回答，必须努力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平衡。但是，在把巨额资金和注意力集中到同帝国主义对抗的军事方面以后，我们没有经常利用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所开辟的政治机会，来确保国家安全，降低紧张程度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结果使自己卷入了军备竞赛，这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国际地位不能不产生影响。
军备竞赛已经接近到危急关头。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进行的历来有利于和平与裁军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丧失它的说服力。如果说得更尖锐些，不改变这种发展逻辑，就可能真的陷入军事对抗的边缘。
这就是要坚决更新对外政策的原因。
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强、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激化，作为一个有重重矛盾的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的各种进程国际化在加强。从这个时代的立场出发，我们努力更加深入地思考起初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互联系的思想。这使我们得出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人类的价值占优先地位的结论。这是新政治思维的核心。
在分析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基本性变化的过程中克服了许多旧框框。这些框框曾经束缚了我们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歪曲我们的真实意图的人提供了口实。
对话已成为我们进行国家间接触的基础，而在裁军领域则是准备进行深入的相互监督。这就可以拓宽信任范围，使之远远超出业已习惯的世界观范围。公开性和改革已赋予我们的对外政策主张和倡议以“物质上的”说服力。
苏美两国领导人最高级会晤的成功使整个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
按照新思维考虑了社会主义世界的状况。我们同朋友们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关系的国际主义本质从往事的积垢中解脱出来。
世界社会主义正在经历着一个不简单的转折时期。
成功地推迟了战争的威胁吗？
——这是苏联人最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可以说：是的，毫无疑问地推迟了战争的威胁。
这首先反映在国际关系的轴心正在从对抗向合作和相互谅解转变，向谈判转变，并可望取得具体成果，首先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苏美关系有所改善。签署了消除部分核武器的条约。全欧进程在国家之间一级特别是在公众一级活跃起来了。
地区冲突对整个和平孕育着危险性和阻碍各国人民进步，日内瓦协议和我们有限的军队开始撤出阿富汗，成了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重要的国际里程碑。
可以预言：如果这种现实情况得到巩固和发展，那么，２０至２１世纪之交的世界将具有下列趋势：
——逐步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理智、知识和道德准则（而不是自私的欲望和成见）最终将推动各国解决世界上的众多矛盾和取得利益均衡，从而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确保国家的安全将越来越从军事力量对比的领域转向政治上互相协作和严格遵守国际义务的领域；将主要通过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和效率逐渐形成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
科技潜力的巨大增长将被用于共同解决全球性的经济、生态、能源、食品、医疗等任务，以造福于全人类。
——各独立国家和人民的多种形式的自愿交往将可靠地保障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相互丰富，并将巩固普遍和平的结构。难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根源消失了吗？没有。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能使业已开始的积极进程不可逆转的保障。而新的政治思维可以使人看到抵制实力政策的新的可能性。
苏联对外政策过去尽管有一些错误和失算，但整个来说，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对全人类是有巨大功绩的。改革要求对外政策有新的质量。对外政策应当吸收党和人民的集体思维。需要把有关国际问题的信息质量提高一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需要建立一个能认真而高水平地讨论国际政策问题的有效的和有宪法全权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