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如今现实主义是张王牌》

北京、上海和西安这三个大城市要比一年前显得年轻，街道上五光十色，呈现一片欢乐的气氛。
邓小平懂得将近十亿的中国人不能再等下去了。在此期间，他显然也明白过分仓促会把事情办坏。
这位波恩研究部长的印象是：
在克制急躁情绪以后，并且现在的口号是适当的冷静。在开始出现的热潮后，现在出现的是冷静的现实主义，在五分钟热度过去以后，中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一项通情达理的和缓慢发展的政策才能完成中国的革新。
因此，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在一九七九年春，即在这个计划通过一年后计划被大幅度地削减了。向世界无限制的开放，出高价要贷款，进口西方的工艺技术和工业才能也重新被置于经济上可担负的基础上。
同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变化，松动和改善的迹象。中国变得生气勃勃多了
此外，中国并没有改变颜色，但中国变得生气勃勃多了。联邦研究部长的夫人乌席·豪夫在常州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这个厂每年生产四千万米有各种时髦颜色的灯心绒布。其中大部分是出口的，可是最近在城市商店橱窗里也出现了色彩鲜艳的料子。
预示着对死板的和因而是无效果的行政管理经济放宽的做法的那些市容变化具有更大的意义：现在出现了流动商，自由市场，少量的货摊，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等。有些家庭组成一个小集体，例如开设一个街道饭馆。在这期间，光在上海就有八千个这样的小集体。在全国，这些小集体现在提供了一百万个工作岗位。同时，从小企业的繁荣景象中可以看出，只要允许大陆上的中国人这样干的话，他们会干出些名堂来的。
四个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虽然速度减慢了，先后次序改变了，但搞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仍是非常大的。自春季以来，农业被放在首位，其次是轻工业。钢铁退居末位，远远落在其他部门之后，扩建基本设施和发展能源部门在急待发展的名单上名列前茅。
领导给国家规定了三年间歇期——目的是“调整”人口增长和副食品生产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失调现象；“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向效率原则方向发展，讲究劳动效率和生产率；“整顿”经营不好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的“水平”。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也在继续向世界开放。华国锋的口号是：“继续进口技术，卓有成效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扩大出口量。”所以，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到处都有带着本子、笔和照像机的中国代表团，目的是为了探索人家所需要的和可转让的东西。据说将有一万名大学生被送到外国大学去学习，以便赶上世界水平。外国的贷款最近是受欢迎的；北京正在争取愿意合作的资本家。
今年有二十万西方旅游者访问了中国，在此期间，一百多个地方向他们开放。许多由政治家，工业家，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代表团被邀请访问中国。
中国转向外国，这是联邦研究部长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解放思想
最后，“解放思想”——中国的自由化情况如何？这个问题不易回答。
对毛的非神化是完满的：毛的继承者们为他建了一个纪念堂，但人们可以对他产生怀疑。
中国显然还没有发展成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真正的自由化。现在有许多事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毫无疑问即现政权不想放松控制。
在中国将不会马上就出现西方概念的那种自由民主。但如果（中国）继续搞四个现代化，继续向西方开放，也继续从空想主义者的束缚中解放思想的话，那么在公民权利方面也会发生变化。现在可能还缺少物质方面的先决条件，可是，有一天领导会认识到，没有解放思想，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摘自西德《时代》周刊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