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报道《德黑兰的小病-----失业和物资短缺削弱了革命精神》

听到一群前往美国使馆示威的喊口号的一位年轻人说：“光喊‘杀死卡特，杀死国王’并不能叫我们什么都有了。”
他对与他同乘一辆出租汽车的乘客阴郁地说，“那样并不能使我找到饭碗。”
他象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伊朗人一样，已经失业了几个月。但他并没有批评造成他失业的革命，也没有批评那种为转移对于失业等严重经济问题的注意力而继续占领美国使馆的做法。
更确切地说，经过许多个月的骚乱，看来他被这里的普遍厌烦情绪所压倒，甚至连当前的反美运动也掩盖不住这种厌烦情绪。
不该把这种不满的表示，理解为对巴列维国王时代的怀念。
一位外科医生说：“革命很有必要，那是不得不发生的。那个政权如此腐败——人们再也不能容忍了。”
然而他对于穆斯林宗教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或管理上的无能感到吃惊，也由于他看到左派的危险袭击而吓坏了。
他好象是说，国王下台不足以驱走伊朗的魔鬼，但是搞一下反美主义可能就行了。
这位外科医生说，自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三年帮助国王复位，“我们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在我们脑瓜里开始相信，我们是能够把他撵走的。我们曾经认为他有美国扶植有美国保护，我们是奈何他不得的”。
这段历史有助于说明，在一个长时期来传统地受外国统治的国家里，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越积越大。革命者们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激起人们的共鸣以谴责美国和它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有些伊朗人心情是矛盾的。
一位中年人说：“国内每个村庄都有个把在美国生活或学习的人。人们的内心深处是不安的，他们在把他们的亲属从美国召回以前总是犹豫不决的。因为这里的大学学生名额不多，这些大学也是不太好的。”
但是在德黑兰南部——该市的一个贫民区，也经常被指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贫民革命”的样板——一家茶馆里人们谈论的是短缺鸡蛋、肉类和美国香烟。
革命以前大米每公斤七十美分，现在则超过一倍以上。大米是伊朗人的主食。
某种宿命论认为，一切革命都带来些问题。眼前的危机——伊朗要求引渡国王，华盛顿坚持要求释放大使馆人质——既没有使人产生很大的热情，也没有引起什么恶感。
一些中产阶级的伊朗人显然认为伊朗社会大崩溃一定会使掌握领导权的神权政治垮台。他们对毛拉们缺乏管理技巧、缺少零件和一团糟的现象反而感到高兴。
一位律师几乎幸灾乐祸地说：“这帮人连一个地方的当铺都管不了，管理一个半先进的经济就更不行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教授认为，“事情还会变得坏得多”。
一位欧洲律师谩骂官僚机构“消极抵抗”。
他说：“他们希望搞垮革命，他们只翻阅文件，什么事也不做。”
那位把希望寄托在军人掌权的外科医生也承认军队伤亡惨重，许多军官都不肯去库尔德斯坦打仗。
也许有五十万伊朗人——大多数都是上层、中上层阶级和资方——都失了业，或者只得到他们过去工资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大学教授等待新的清洗。自由职业渐渐没有了。
有了伊斯兰法律制度，律师再也不需要了。许多职业记者失业了，因为他们都被极端的宗教信徒所取代了。
革命以后，伊朗的文学作品干涸了，或者关在写字台的抽屉内，因为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方针之外，现在很难发表任何别的东西。
在革命前后的漫长危机期间，报纸的销售量是上升的，但现在则急剧下降了。
有位编辑说：“这个国家治理起来不简单。我们没有纪律，没有专心工作的精神，人们要求有更多的东西而且眼前就没有。”
（摘自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