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社论《苏联经济不景气意味着什么》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二月三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苏联经济不景气意味着什么》，摘译如下：
十一月底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表明：苏联经济处于极端的不景气之中，长期低落的趋势还在加深。
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的报告说，本年度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六，大大低于原定指标百分之五点七。明年度的指标为百分之四点五，也是一个低指标。结果，到一九八○年结束的现行第十个五年计划五年间的增长率大大低于计划指标的下限百分之三十五，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关于苏联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可以指出下述各点：由于劳动人口没有增加而出现的劳动力的不足；为气候条件左右的农业的不稳定；庞大的军费负担；能源、钢铁等基础工业没有充分地实行电子化，运输体系不完备等。
但是，多数专家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苏联经济体系运转中自身的问题。这是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产生的问题呢？还是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持续了十五年的勃列日涅夫体制内在的缺陷积累造成的呢？似将引起争论。妥当的看法是，两者兼而有之。苏联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未必能有效地发挥出必要的企业的创造性，毋宁说，它起到了抑制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六十年代后半期，即勃列日涅夫体制成立当时，引进了利润概念，暂时成功地刺激了经济。但是，以后的事实说明，单靠这一点是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的创造性的。这里涉及到了“党中央的统制”这样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问题。
要不触及这个“要害”而求得经济的发展，就需要下决心改变政策：削减西方情报机关估计的一年一千四百亿美元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在钢铁、石油、农业等领域引进西方的技术。然而，要这样做，恐怕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其外交政策。
苏联外交唯一的最大的王牌是军事实力，不具备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国内外条件。而且，勃列日涅夫政权并不是一个能够下这种决断的政权。可以说，与其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莫如说是在国内各种势力中搞平衡。长期政权的秘诀也就在这里，恐怕不能期待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政策上有大的改变。
就连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也不得不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经济的危机，说“经济困难是因为人祸”，点名批评了具体的负责人。在明年度的预算中，将过去三年中冻结的一百七十二亿卢布的国防费只削减了一亿卢布，提高了消费资料的增长率，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八十年代即将到来，长期处于低潮的苏联经济正迫使苏联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进行总的检查。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三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出现危险信号的苏联经济》，摘译如下：
苏联事实上已下决心放弃完成现行五年计划的指标。苏联经济的失速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军力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应该说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景气是无缘的。但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急剧下降的经济增长率，到七十年代低落到平均只有百分之四的低水平，事实上最终不得不被迫放弃现行五年计划的指标。这里有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增加军费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不得不点名批评了八名负责人，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不景气的原因，除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不足，天气等原因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党中央的僵化统制。要使苏联经济从萧条中摆脱出来，除需要下决心大幅度扩大企业的自主管理权以外，恐怕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然而，党中央并不打算放松官僚统制。持续了十五年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已到了“晚年”，由于保守势力加强，已到了“不能渡过危险之桥”的阶段，要扩大下面的权限恐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