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聚焦

亚洲危机有两个根源
德国《时代》周报２月１９日刊登该报记者就亚洲危机及其后果对李光耀的访
谈录。李光耀认为，亚洲奇迹并未过去，亚洲经济一定会好转。何时好转取决于各
国政府如何恢复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加银行的透明度，改进政府的制度。他
说，使亚洲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化：人口年轻、注重教育、勤劳、
高储蓄率、商业意识和高额投资。他指出，亚洲危机有两个根源。
第一个根源在于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必要的改革，尤其是银行
业的改善和加强没有跟上。第二个根源在于政治。政府同商界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
。在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同亚洲价值观念无关，那些国家都有根深蒂
固的文化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伦理标准问题。全球化是不能倒转的。
谁要想从这个制度中脱身，他将遭受种种后果。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按照美国
或者英国那样来治理。亚洲价值观念要求另一种治理方式，治理行动要求不同的目
标。
银行业危机源于服务能力过剩
法国《世界报》１１月４日刊登该报记者对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
布瓦西厄的访谈录。德布瓦西厄认为，全球银行服务能力过剩导致了金融不稳定，
这同金融机构数目增多、银行开展新业务有关。因此，要消除银行能力过剩就要取
消一定数目的银行，要加速兼并和收购。银行最大的脆弱性在于其很难适应更加严
峻的环境，金融业应付竞争和环境压力的能力不强，防范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他指
出，亚洲金融危机属于不动产危机，隐蔽、持久，可能持续好几年。在此期间，必
须从金融机构中清除不良债权。此外，还有腐败、不尊重分散风险原则的问题。
产业政策造成韩国经济崩溃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２月８日刊登西北大学政治学家兼白宫美国太平洋贸易
与投资政策委员会委员吴坎明的题为《产业政策是如何造成韩国崩溃的》文章。文
章认为，几十年来，韩国的政治掩盖了其内在的经济不稳定。冷战期间，韩国利用
其地缘政治地位捞取了经济上的好处，在华盛顿的怂恿下，金融代价很低，国家银
行分配信贷，银行变成了工业化的政策工具，支持出口和发展与安全需要相关的重
工业。韩国的大工业公司严重依赖政府保护和帮助，同时为该国政客提供大量现金
。金融制度不稳固的基础遭到无视或蒙混；一旦出乱子，华盛顿总是愿意伸出援助
之手。金泳三以金融透明性为工作重点的改革因该政权软弱而未彻底进行。
金融衍生物不是问题
德国《经济周刊》２月１２日刊登一篇该刊记者对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查尔斯·达拉拉的访谈录。
达拉拉认为，　亚洲危机的危险区看来正在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市场越来越显
出差别。许多欧洲公司和银行在一些亚洲国家走得太快、太远了。他指出，银行必
须重新检查一下对风险的防范措施，它们都太相信评估公司，用这些公司的评估代
替了自己的风险分析。
他认为，亚洲危机不是金融衍生物引起的，它们甚至可以起调节作用，分散风
险。为了防止亚洲大面积受灾，亚洲国家迫切需要提高宏观经济透明度。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世界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精明的投资者赚钱，不大精明
的投资者蚀本。
亚洲危机是一场宏观经济危机
美国《财富》杂志１月１２日一期刊登一篇该刊记者德斯蒙德采访从事多样化
经营的金融公司苏黎世集团的经济学家戴维·黑尔的访谈录。黑尔认为，亚洲经济
危机是一场宏观经济危机，但不是由预算赤字和政府的浪费性开支造成的，而是以
私营部门为核心，其成分也互不相同。首先，这个地区在９０年代有大量资本在流
动。其次，像泰国那样没有健全的银行监督制度的国家在筹集资本的方法上出现问
题。就韩国而言，问题出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亚洲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遏制，
但韩国还没有摆脱这场灾难，这可能对该地区的汇率造成冲击，首先也是最主要的
是对台币和日元造成冲击，因为这两个国家和韩国直接展开竞争。
１９９８年亚洲国家的出口显然会急剧增长，这有可能在１２到１８个月内引
起贸易摩擦。而且亚洲国家要花更长的时间解决债务问题。如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市场经济失去信任，不再把它当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就可能发生大灾变。
亚洲银行迫切需要资金和改善管理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２月１２日一期刊登亨尼·森德写的题为《钱不是
一切》的文章。该文指出，最近几年，银行贷款约占流入亚洲的全部资本的７０％
，而在西方，银行贷款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而且，在整个亚洲，一小批银行在
巨额信贷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在最大银行发生麻烦时，整个经济都要遭殃。银
行分析家说，由于过去肆意挥霍，韩国、印尼和泰国的大部分银行实际上都已没有
偿债能力，调整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所需要的资金将是巨大的。各国政府将不得不
通过自己的资源或通过发行特别债券筹措解救银行系统的资金。各国政府还应该改
善银行管理。亚洲的银行危机已由于管理人员没有正确监督债权机构和保证金融体
系的完整而加剧了。
如何保持亚洲奇迹的生机
美国《外交》双月刊１－２月一期刊登檀香山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斯·
科佩尔写的题为《解决好另一个亚洲的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亚洲经济奇迹虽
陷入了困境，但它并不一定就结束了。亚洲金融危机仅仅表明，该地区经济改造比
较容易的部分完结了。近２０年来，亚洲国家大力吸引外资，增加储蓄，加强出口
，实现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它们却必须应付一系列新的、更难对付的挑
战。其中包括深化经济改革、反腐败、扩大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范围，以及承担更
多的环境保护责任。
怎样使韩国重新运作起来
香港《亚洲新闻》周刊３月６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怎样使韩国重新运作起来
》的文章。文章认为，韩国要想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就必须摈弃毫无效果的做法和
浪费习惯。应当采取如下步骤：结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结束财团与政府的勾
结；根除腐败；限制财团影响；防止在经济决策中掺杂政治动机；不要奖赏亏损户
；选择称职的人。
把银行家关在笼子里
英国《金融时报》１月２０日刊登马丁·沃尔夫写的题为《把银行家关在笼子
里》的文章。该文认为，东亚危机是货币危机、公司危机和银行危机的大杂烩。亚
洲经济发展的高债模式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东亚人所犯
错误的核心是允许、甚至鼓励向外国借短期贷款，并通过固定汇率和容忍难以控制
的房地产贷款而加剧了这场灾难。放宽资本项目限制目前看来会造成巨大危险，但
是最大的困难在于短期借款。商业银行要永远谨慎地管理外国借款，尤其是管理短
期借款。目前亚洲这些国家的政府只有通过银行制度的改革才有希望摆脱困境。如
果银行不实行改革，就必须把银行更牢靠地关在笼子里。
让世行由放款者变为担保者
美国《商业日报》２月１０日刊登一篇由纽约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家
阿雷特·默格尔德扬和曼哈顿的外国投资专家特雷莎·维索米尔斯基合写的题为《
世界银行的新使命》的文章。文章认为，在亚洲经济面临的所有挑战中，重新启动
亚洲债券市场是最重要的。这需要靠注入新的资金，使用新的债券，靠诸如互助基
金和养老金基金这类的长期投资机构重新参与。亚洲债券市场恢复活力受到阻碍，
是因为发行者的信誉差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资金不足。许
多分析家建议改变这些机构的职能，以便它们能在出现金融危机时有效地输送资金
。日本最近特别建议，世界银行担保陷入困难的亚洲国家的债务，使世界银行从主
要的放款者改变成担保者。世界银行的担保将使公开交易的亚洲债券市场恢复活力
。
金融紧缩政策不是一帖好药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１月１５日刊登了ＵＢＳ证券公司研究亚洲股票的专
家阿贾伊·卡普尔写的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的错药》的文章。该文认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亚洲问题的方法完全错了。因为它呼吁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
是非建设性的，也是实现不了的。文章指出，解决亚洲危机应当采取一项三个步骤
的计划：首先，放宽金融政策，成立类似美国清算信托公司的整顿机构；其次，从
银行接过的国外债务应当变成亚洲有担保中期资产票据；第三，要把损失强加给国
际债权人。单单是金融工程不会防止今后不发生银行危机，进行微观经济改革来整
顿实际经济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