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苏联境内反俄激烈》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十一月号刊载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最大难题：少数民族迅将多过俄罗斯人》《苏联境内反俄激烈》，摘转如下：
一九七八年春，成千上万愤怒的公民涌上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的街道，抗议当局强迫以俄语作为主要语言。
西方人士惯于把苏联境内居民视为一国之民，这样的反俄示威会令他们惊讶，但不会使苏联国家首长觉得意外。克里姆林宫当前最担心的事，莫过于苏联内部持有异议的各族人民日益要求民族平等权利。苏联当局对第比利斯示威的规 模和明显敌意深感惊恐，急忙修改了格鲁吉亚新宪法中的一项条文，重申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国语是格鲁吉亚语。
第比利斯的对抗绝非孤立事件。法国政治科学家丹卡斯在调查翔实、论析精辟的新著《分裂的帝国》中，指出苏联内部不和的迹象十年来已经倍增，拆穿了赞美“苏联人民”团结的宣传日益增多的骗局。苏联问题专家丹卡斯（原注：丹卡斯出生于十月革命后迁离俄国的一个家庭，自幼即说俄语。现任巴黎政治学院苏联历史教授。著有多本关于苏联的书和调查。）指出，“苏联人民”其实并不存在：苏联十五个共和国内有大约一百个文化和种族均不相同的群体，操一百多种语言，有历史、宗教、种族、传统和信仰的隔阂。丹卡斯又说，这些不同民族的精诚合作，共同效忠苏联的基础并不稳固，一受压力就可能分崩离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分裂的帝国》作者所用的统计资料全部来自苏联官方。她的治学态度令数十位专家、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钦佩。连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也承认该书“首次提出了一系列无可回避的基本问题”。该书在法国已销售了十万本以上，为畅销书之一，而且正在编印成数种外语译本。
丹卡斯指出，俄共于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时曾保证平等对待全国所有不同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推行的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人口约占全国一半的俄罗斯共和国成了其他十四个共和国的“老大哥”，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迫推行“文化俄罗斯化”。但另一半人口却不愿“俄罗斯化”。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共党最高机构政治局的十三名全权委员中，只有三名不是俄罗斯人。在各共和国里，表面上由当地人担任的党第一书记掌权，实际上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俄罗斯人“第二书记”地位更高，毫无例外。
苏联领袖尤感忧虑的是：反俄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也正是人口增长似有利于非俄罗斯民族的时候。五个主要中亚民族的人口增长率三倍于全国平均增长率。人口专家相信，结果可能是“强迫迁徙”——把成千上万亚洲工人调到工业化西部的工厂做工，或者把全国工业基地从西部逐步移向有人力资源的东部。丹卡斯认为，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会使苏联的内部团结受到巨大的压力。
苏军未来的成分也使克里姆林宫同样感到忧虑。目前百分之二十五的入伍新兵是非欧洲人。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可能升至百分之六十以上。由于军官主要是欧洲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俄语又是三军的官方语言，苏联当局将来指挥控制其亚洲军队的问题会相当棘手。丹卡斯说：“当局如不提升亚洲人担任最高级军职，即须减少征募亚洲新兵，而这又会削弱苏联。”
苏共也怕与要求种族权利呼声密切相关的宗教情绪也会高涨。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共和国，天主教已成为民族斗争的核心——主要原因是教会已是苏联官方机关以外唯一的沟通信息渠道。当局近年已封闭首府维尔纽斯二十三个天主教堂，禁止女修院存在，迫害修女，严厉限制投考立陶宛唯一一所天主教神学院的人数，人口中仍足有一半承认自己是实践的天主教徒。
抗议和对抗仍然继续，甚至有增无已。每年有六、七份请愿书在人民之间流传，抗议宗教限制，签名者成千上万，包括立陶宛半数教士。最近有一份秘密宗教刊物开始抨击政府。
这种事件有助于鼓动苏联境内其他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特别是人口占苏联人口第二位多数的乌克兰共和国。当地的知识分子甚至政府官员已开始公开称赞乌克兰民族精神。
丹卡斯相信，苏联当局不愿给予少数民族新的权利，一个原因是怕会引起新的要求和新的问题。她列举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例。一九四四年，斯大林对涉嫌勾结德军的民族实行大报复，把所有二十万鞑靼人都放逐到中亚去。斯大林一九五三年去世数年后，鞑靼人开始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要求恢复他们公民权利并返回故乡。克里姆林宫对他们的要求大都置之不理。一九六六年，他们呈递一份有十二万人签名，差不多代表全体成年人口的请愿书，另有二万封信函和电报。翌年，政府勉强恢复鞑靼人合法的民族地位，但仍拒绝把他们送返克里米亚故乡。从此以后，示威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也越来越激烈。鞑靼事件已成为反俄异议的焦点。昔日的地方性对抗已经蕴含了全国性的意义。
丹卡斯强调，脱离莫斯科的独立感，而不是任何种族习俗或民族行为，使克里姆林宫如此忧虑民族主义异议的存在。千百万人民激烈反对他们所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苏联腹地中的乌克兰人及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土耳其人，都是民族叛乱的潜在导火线。苏联当局不但明白因而深感忧虑。有关民族问题的会议和研究工作以空前的幅度增加也正是这个道理。
丹卡斯的结论是，苏联今日正如其前身“民族监狱”沙皇帝国，也是一个帝国——仍待解放的最后一个大帝国。苏联领袖自知他们进退两难：一份苏共文件说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成败关键之一”。丹卡斯认为问题在于：如接纳持异议的共和国的要求，给予一定程度自治，则苏俄帝国的脆弱团结将受到危害；如不给予某种程度的自治和宗教自由，又有面临苏联内部一亿二千万潜在异议者日益激烈对抗的危险。
丹卡斯肯定地说，苏联领袖过去以为已随沙皇一起消除的民族问题，很可能会决定苏联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