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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纽约时报》文章:《中国正在科学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字号+作者:参考消息 来源:参考消息 1979-11-11 08:00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美《纽约时报》文章:《中国正在科学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月二日刊登沃尔特·沙利文自广州发回的一篇文章,题'...

美《纽约时报》文章:《中国正在科学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月二日刊登沃尔特·沙利文自广州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正在科学方面取得进展,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摘译如下:
一批美国科学记者在最近的访问中发现,在参观访问结束时,科学研究所所长和实验室主任似乎差不多总是要发表一通类似的讲话。这种坦率的态度反复强调说明,中国将努力奋斗实现它公开宣布的到二○○○年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
在中国科学技术之巅上的一些科研项目只比西方的对应项目落后十年,或者更少的时间。只有当你总览全景时,才能看清楚这个国家还要走多远。
尽管处处存在着过去的残余——土地主要靠水牛、黄牛和马耕种,可是中国的科学成就是惊人的。例如,分子生物学方面取得的一项成就。若干年前,上海有一个研究小组人工合成了胰岛素——这是糖尿病患者缺乏的激素。这是一项技术高超的伟大成就。现在,那个小组正在把七十六个分子基因拼接组成另一个关键的生命分子
——一种核酸。
迄今已经拼接起来了这个分子链的十九节,这个小组希望到今年年底能把这个链的一半环节拼接成。它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用人工合成这样一个分子的小组。
戈宾德·科拉纳博士(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于一九七○年曾间接地人工合成了这个物质(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中国人在最近对记者的谈话中解释说,他们希望通过直接拼组这个分子的办法在以后生产出各种变异体,可以用来探索生命过程的种种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另一个顶峰是在激光的应用方面。中国人正在制造他们自己的激光器
——这是他们特别感到自豪的一件事,并把它们应用于各种各样的任务,包括控制核聚变。这是在现代技术的最前沿的。中子发生热量很多人认为,要到下个世纪某时才能搞出一个实用的核聚变装置,对世界的能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在上海郊区,中国人建造了一个六束的激光系统,已经产生适量的聚变。
这个系统同美国和其它国家同类装置差不多,把脉冲激光束会聚来轰击一小片聚变燃料(氘——一种重氢——和锂)。这样把靶丸挤压到其体积的几分之一大,部分物质聚变成氦,释放出中子,能量大到足以产生热量。
对中国人来说,目前的目标似乎不是要赶上美国在聚变方面花数百万美元的努力。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希望当聚变终于成为一种实际的能源时在那个领域拥有一批核心专家。
这个目标大概也同样适用于中国要建造一台核粒子加速器、把质子加速到五百亿电子伏的宏伟计划。这样一台加速器只比西方现在用于高能物理学的加速器落后十年。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在关闭这样的加速器,因为那个能量范围已经探索得差不多了。
正如负责科学技术的副总理方毅在最近接见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所表明的,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中国要加入物理学研究的主流,建造这样一台加速器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这也许是中国目前实际能建造的最大的加速器。
另一项成就是研制成功了一种X线胶片,其感光度比西方同类型的胶片强四倍,大大缩小了使物体受辐射的时间。这种胶片两面涂布由氧、硫和镧(一种稀土元素)组成的涂层。这种化合物受X射线照射发光,从而使胶片两面曝光。中国很幸运有大量的在西方称之为稀土族的元素。联系有限在美国,电话和互相联系的计算机已经把全大陆的研究成果联在一起。与美国这类国家相比较,中国通讯系统不足造成了不利的条件。
近年来一些美国专家访问过中国各研究中心,他们的报告中经常谈到的一点是,对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之间缺乏联系感到意外。比如说,北京某一实验室取得某个重要发现,而上海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人员却可以长期对此毫无所知。
另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是失去整整一代有潜力的研究人员。现在三十岁左右、本应是最富有革新精神和最有生气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机会受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那时大部分大学都关闭了。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科学记者时,方先生说,每年通过竞争性考试大概可以招收三十万名新生进大学培养。大部分人将要学习科学和工程技术,“这一部分的人数一定要增加。”他说,另外工厂和研究所在实践中培养的制度提供了更多受过训练的人材。
潜在的自信心中国官员承认他们落后于西方,这与苏联形成鲜明的对比,苏联对于人家稍微触及他们的落后面都是很忌讳的。人们感到,中国人对他们的过去和他们国家的自力更生有着潜在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科林·罗南在为李约瑟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史的简写本的引言中说,中国人“在公元一世纪和十三世纪间达到的科学知识水平是当时西方不能企及的。”
取得那些成就的动力和顽强智力的文化特性至今尚在,中国国内外许多实验室里表现出这一点。一九五七年以来,有三位中国血统的学者(李政道、丁肇中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物理奖,这决不是巧合的事情。
一个阻碍是,某种程度上从孔夫子时期和早期中国科学全盛时期遗留下来的思想,这个障碍还只是部分被克服。这就是重实践,轻理论的风气。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期间达到极点,任何基础研究被看成是培养精神贵族,进行无聊的清谈。
中国研究出自己的高产、矮秆、抗倒伏的水稻品种。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推广了这个品种,比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的同类品种要早。
自从文化革命以后,钟摆已向相反的方向大幅度摆动,科学研究也活跃起来了。方先生说,中国能够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不会恢复过去的培养精神贵族的做法。他这是回答有人对钟摆有可能往回摆所表示的耽心。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中国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它所制订的到本世纪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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