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晚邮报》载文对比中苏对欧洲的政策：《两个信息之间的古老欧洲》

【本刊讯】意大利《晚邮报》十月九日刊登奥斯泰利诺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为《两个信息之间的古老欧洲》，摘译如下：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向古老的欧洲许下诺言说，不向那些拒绝在本国部署美国新式中程导弹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它对欧洲的要求是听任“芬兰化”。华国锋的中国没有要求古老的欧洲“不要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中国对欧洲的要求是，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不要听任“芬兰化”。
从北京和柏林分别给古老的欧洲传来两个信息。要是仅从反苏的角度来解释华国锋的信息，那就错了。同样，要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解释勃列日涅夫的信息也是错的。相反，这是两个政治性的、对立的和对称的信息，它们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中国和苏联利用政治的方式。
中国在政治上利用自己的（相对）脆弱性。它没有不“利用政治”——它要求古老的欧洲也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上是脆弱的。苏联在政治上利用自己的实力。它想要把自己的军事优势变成政治影响。
华国锋给古老欧洲的信息强调了独立自主这一概念。勃列日涅夫的信息则包含有霸权的意味。华国锋说：“中国不是反对缓和。”但是，缓和是一回事，对霸权逆来顺受和屈服于霸权则是另外一回事。勃列日涅夫说，苏联要使欧洲的缓和服从于欧洲各国接受苏联的安全概念，也就是服从于欧洲各国的实质性让步。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缓和的概念同在各大国的理由面前保持独立自主的概念是一致的。在苏联人看来缓和的概念同大国的理由本身是一致的。
中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没有那种“使命感”了，也就是在世界上输出和支持革命的思想（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工业世界和不发达世界的矛盾），而是采用了一种“小步前进”的政策，“有限出击”和战略上有益的出击的政策。华国锋的欧洲之行就是一次这样的出击。
可以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则正好相反，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是一种“小步前进”和“有限出击”的政策，而现在则表现出了自己的“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