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晨报》文章：《我过去了解的中国和今日之中国》

【本刊讯】法《晨报》十月十五日刊登阿尔贝·尚邦的文章，题为《华国锋的访问，我过去了解的中国和今日之中国》，译载如下：
（原编者按：法国大使阿尔贝·尚邦四十年前曾在中国任职，他从北京逗留后回来。他谈到了他对历史上这半个世纪突变的深刻印象。他写道：“一切都改变了但又没有改变——现在中国的奇迹是，它成功地在变化着，而又没有失去其特色。”）
我又从中国回来了。这种旅行是今天所流行的。然而我的旅行与许多旅行是不同的。因为我最后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有四十五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当时，我在中国呆了四年，我说中文，读、写中文。今天，人们问我：“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你还认识中国吗？”，“你的印象如何？”。
很难给予回答，因为一切都没改变。目前中国的奇迹是它成功地变化着，而又不失去其特色。
我了解的四十五年前的中国是一个附庸的、受欺凌的中国。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的大片租界地上，“鬼子们”，外国人——野蛮人——以主人的身份统治着。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中：公共工程、教育、司法、警察……在这些领土上，实际上不能再行使中国的主权。
一九七九年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一个恢复了其尊严的中国。我认为，毛泽东的形象将永远在中国受到尊敬，因为他建树了这一功勋。
我四十五年前所了解的中国，是一个“军阀”统治的中国，即一个中央政权没人听从的四分五裂的中国，一个军阀混战、地方政权不断在某些人手中变换的中国，在他们统治的整个期间，他们敲榨勒索可怜的居民，迅速积累财富。
一九七九年，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我四十五年前所了解的中国是充满了可怕的饥荒的中国，是由于无力抚养孩子，人们把孩子遗弃在田里的中国，是由于无钱使女孩子受教育，人们把她们卖去卖淫的中国。
我一九七九年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消除了饥饿的中国。遗弃孩子不再存在，而且人们得到了起码的保障，没有理由再遗弃或卖孩子。
因而，今日中国的一切都十全十美了吗？肯定不是。首先，由于“四人帮”的过火做法，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在国际经济界没有发挥理应起的作用，即由于它享有盛名的文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九亿七千万——有勤劳、俭朴、智慧的人民而理应起的作用。
中国现政府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并想医治它。但药只能慢慢地见效果。
那些将在中国在今后走上的“经济长征”中帮助中国的人，将是那些明天打开中国广大市场的人；而那些缺乏远见，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对于投资、实现“联合冒险”购买迟疑不决的人，今天可以说就没有希望看到中国市场向他们开放了。不播种的人将无收获。
政府给予的鼓励是不胜枚举的，提供的保证日益增多和明确具体。那些这些年来仍持怀疑态度的人，最终将两手空空。
在中国有什么还不行呢？有很多方面不行，当局领导人首先觉察到了它，并努力要医治它：年轻的男孩子和姑娘之间关系中过分的拘谨，缺乏宗教信仰的自由，建立一个从中产生出知识和文艺上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社会未实现……在这方面，“四人帮”采取了过火的行动。
大家都可以作见证的一些迹象表明，这些过激的作法正在被纠正，而且在迅速地被纠正。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存在的、在一九七九年没有改变的特色是什么？
首先，中国思想的现实主义。日本长期来是中国的可怕敌人，美国一直到不久前还是被公然奚落的对手。然而，日本从则政和经济上大规模地参加发展中国经济力量，美国立即跟上，是西方第一个得到准许在广州开设总领事馆的国家。
中国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更敌视教条主义和拘泥法律条文——是永恒的。在北京，中国的议会里，有香港代表的席位，十五天前，我在北京举行的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有五万人参加）看到一个台湾代表团受到人群的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交易中，遵守诺言（它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看来，一个合同不如你承担的道义义务有拘束力）——我可以证明——也没有改变。
中国的嘲笑、开玩笑的才能——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这么善于说俏皮话——还是我半个世纪前了解的样子。
从中国人对其交谈者的谦虚的风格讲，也是如此，那怕这仅仅是因为想这样来更好地达到其目的也罢；他的爱看戏，爱做美餐佳肴……还有什么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永不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我能在半个世纪之后亲眼看到一个伟大国家的这种变化感到幸福，从我到达那里的第一天起，我就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那些只有肤浅了解的人面前为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