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报道：《他们希望改善生活，来自北方的难民蔑视河内》

一些逃到香港的越南难民说，河内热衷于在人民挨饿时对邻国发动战争；反华的只是政府，人民不希望同中国人打仗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四日刊登该报撰稿人凯·比奇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他们指望改善生活，来自北方的难民蔑视河内》，摘译如下：
四十岁的火车司机梁明富说，“早上一醒来想到自己没有前途，那是悲哀的。想到你的孩子没有前途也是悲哀的。你希望早餐能吃到满满一碗大米粥，而得到的却是一点点白薯粥，这是悲哀的。”
梁明富并不是典型的越南难民。同大多数逃离越南的人不同的是，他不是被迫离开或到农村劳改营的华人资本家。他也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时过着轻松的生活的“腐朽的南方人”。他是来自北方的越南人，是在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和在为争取南北方独立和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很好地为北越服务的千百万人之一。
同十几名北方人谈话后了解到的北越生活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凄凉到令人绝望的地步。他们描绘的情景是：三十多年来支配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年迈的革命家是残忍的老人，他们热衷于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对邻国发动战争。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已毫无信用可言。
难民们的主要不满是挨饿。在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他们的叙述同共产党官员于八月月中对美国客人所说的话（由于缺粮，人民营养不良）完全不符。
也许在谈话中了解到的最惊人的内容是：一九七五年，即共产党人对南越打胜仗的一年也就是一切开始变糟糕的一年。
他们谈到同美国打的十年战争时怀着留恋过去、甚至喜爱的心情。一名难民说，“一九七五年以前，生活非常正常。只是在我们打赢战争之后，一切才开始变糟。”
这些难民说，各级官员的生活都腐败透顶。漠不关心和失望的情绪比比皆是，道德败坏；入夜，河内各公园卖淫生意兴隆；守法公民必须提防扒手。
梁明富说，“做父母的失去了对自己的尊敬，所以他们的孩子们根本不尊重父母。十几岁的人都没有道德价值准则。”
他接着说，“人们被迫偷国家的东西。这是实现平等的一种办法。此外，人民希望拥有他们可以称为己有的东西，即使这只是一个灯泡或一个用过的火花塞。”梁明富说他付了三千越元（约合一千五百美元）才使他和他的家属离开越南。当记者问他钱从哪里来的时候，他笑了。
关于共产党人如何维持对人民的控制，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他说，“谁也不自愿干什么事情。”他又说，即使在同南越作战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说，“要是一个军人叛逃，他的家属就得不到定量的大米配给。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从军队跑回家。他的父亲设法叫他回去，因为不然的话一家人就得不到大米配给。后来，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他的家庭感到悲伤
——不是为他悲伤，而是为他们的大米配给悲伤。”
陈氏文，三十二岁，高个子的女运动员，她曾经是国家排球队员。她说，“一九七五年以后，一切都变得混乱了。”
她说，“战争结束时，我们都很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解放了南方，而是因为终于实现了和平。”
但是，战争结束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更多的战争，先是同柬埔寨打，接着同中国打。难民们说，食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们还说，由于这个政权要加强纪律，所以结果不是自由多了，而是压迫多了。陈氏文说，“我真不懂，在战争期间，柬埔寨人和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可是战争结束后，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实在讲不通。”
三十五岁的电气机师阮文丹说，“反华的只是政府。人民不希望同中国人打仗。我们世世代代把他们看成我们自己的人。”
护士青氏义和排球队员陈氏文（她们俩人是密友）对河内决定同苏联结盟而同中国人决裂表示遗憾。
青氏义说，“我们需要什么，中国人就送来什么，食物、医药和牙膏。俄国人送来的是大炮和坦克。要是他们心肠好，他们就会给我们送来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