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中国政策研究会会刊》文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认为中国现在已注意提高生产率，实行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用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经验解决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说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会会刊》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摘译如下：
从技术、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这三项仍然是西方现在使用的尺度——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以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经济增长可能只是各国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之一，而对中国来说，经济的增长从来就不是首要的。社会态度的转变和向比较平等的社会制度的过渡，是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兴起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不存在短缺的，今天正是在遭受短缺之苦。如果消费超过生产——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就是，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新的投资的话，那农村就会有隐蔽的失业，城市就会有明显的失业。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
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提高生产率并不是一个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里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一样。
中国是确实要着手提高生产率并且坚持这样做呢，还是在现代化的纪律还未来得及巩固中国就被其他一些优先要办的事情转移开呢？中国所作的宣布使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模糊不清之处。即便把政治上的危险因素考虑进去，看来这一点现在也是定了的，因为，如果轻视呼声越来越高的要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那就会再度陷入小生产者的思想境界中，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静止不动或者下降。
中国现在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并非组织方面的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按劳分配在四人帮以后的时期经常挂在嘴边。要使价值法则用来加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需要经济地利用时间和原料，进行严格的企业核算，并减少单位生产费用。衡量有效利用时间和资金的标尺必须是投资资金的利润率。否则就要冒浪费时间和资金的危险。中国在七十年代的经验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数千名工人每天只干五个半小时的活，但是却领全薪，因为没有适当的成本核算。在一个过渡社会中，这对工人劳动态度的损害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损害不亚于对生产本身的损害。因此，把工人和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管理中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的。不然，那就会倒退，因为意识形态与日常实践不合拍。
即使从一九七八年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粗略地看一眼，另一个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重新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订立具体合同可减少各级管理机构的负担。这意味着减少一些干部的官僚作风和高压手段。
可能是，合同制度是调整时期解决各级管理问题的唯一办法，并在调整之后要加以修改或者用别的办法来代替。贸易显然必须用合同来调整，但是用组织间的合同来控制生产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可能还有一场关于这些建议中的另一项建议的类似的辩论，这项建议就是要扩大纯经济控制的作用，即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公司，这些公司只负责制造过程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负责生产活动或推销活动中范围非常狭窄的一个部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中国最接近（比方说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幻想。现在发表的观点是：搞统一的、设备齐全的企业，不管大小，都是生产中的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就通过危机——商业的、金融的或者经济的危机来加以调整，有时是小规模的调整，有时则是大规模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能自动调节，因此一出差错就会打击整个经济。那么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学很多东西呢？因为，即使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没有计划的，但是企业内部肯定是有计划的，而有些企业是很大的。这使列宁一九二○年所作的结论应验了：无产阶级不能单用专政来维持它的统治，还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的全部技术经验，只要这种经验发挥进步作用就行。中国领导人以列宁这个结论为依据醒目地让人看到过去和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和毛一样坦率，但是比毛具体。
正在认真地对待四个现代化，管理正在实行必须的纪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明显，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其必然结果。如果他们不是在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把钢的生产在轻重缓急的考虑中降到第二位，而把消费品和能源的考虑升到第一位，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在恢复毛多年以来的一个教导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硬说社会主义的政策原则不受影响，或者硬说对社会主义过渡的本质没有关键问题可提出，那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