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记者边见专稿《中国国庆三十周年》

说中国正在摸索、坚持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事实是丝毫不容怀疑的；现在虽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但领导干部挥霍浪费或利用特权走后门等风气很盛行，这些事件却难以用法制来限制
【共同社北京九月七日电】（记者：边见）专稿：中国国庆三十周年
日本报纸部分地登载了关于失业者静坐事件、强奸杀人事件和盗窃银行、大卸八块杀人事件的消息。可能有许多读者认为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是现代化路线的“弊病”。对此，请不要过早地下结论。
也就是说，中国已开始建设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民主化政策中，确保可以反对行政机构，可以无顾忌地指出社会矛盾，敦促恰当地处理行政和司法的关系。
确实，如果把每天都曾给许多人加上罪名、使许多人伤亡、使社会遭到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大政治犯罪”，那么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就可以看到无限的光明前景
。
但是，民主和法制刚刚开始实行。司法体制的结构性矛盾、群众的不信任……这种不稳定的因素不胜枚举。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位非党人士说：“最大的问题是‘下边的’民主化要求和‘上边的’民主化政策能否很好地吻合起来”。
在经济现代化和正在解放的文化体制下，人们表现自己的欲望、行动方式和主张的风气正在无限地扩大。可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框中，民主化政策的幅度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受限制。政协的这位成员说：“大概是会有矛盾的，但法制必须解决这种矛盾，这是它的职责。”
将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新刑法，现已进入试行阶段，一般人的反应大体上是良好的。只是，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群众当中的普通刑事案件，当然要依法惩处，可是，对于行政领导干部等滥用职权之类行为的揭发太少了。”
也有的民主化运动积极分子表示不信任说：“如果法制对于党员干部及行政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备了，那么大字报的数量恐怕会减少一半，但是，正如你看到的，现实是大字报在不断增加。”
诸如领导干部用公家车拉着全家前往避暑地，挥霍浪费，或者利用特权把子女从下放的地方调回的事件，走后门入学和就业，建设豪华的私人住宅等等事件是难以用法制来限制的。这种风气很盛行。
关于这些现象，不少非党员民主人士也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然要造成的问题。”中国尽管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检察院、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这样一些划时代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各级党委会必须检查并监督检察院和法院是否正确执行法律”的名义下，很可能发生党组织介入司法的事。即使不发生党“行使指挥权”的情况，人们也有一种与对法制的期待相反的担心：基本上是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审判员、检察员会作出同“党的意见”相抵触的法律上的判断吗？
有人悲观地认为：不管是民主化政策还是法制，既然现在还是“共产党说了算”，那么要把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旗帜，就只有靠“党自己整顿”。另外，有迹象表明，和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直接相关的党在进行“意识形态结构的改革”。坦率地说，就是出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分散”的新趋势。可以说，使司法有相当的独立性，也是这种政策的表现。
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进步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可以称为反文化革命的纲领的这种新理论已能通行无阻。今天“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在世界上遭到破产的形势下，中国在摸索，在拼命地坚持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事实是丝毫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