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文章：《中国偶感》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连载该报前驻北京记者青木周三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偶感》，摘译如下：
我在北京二年期间，注视了中国的动态。虽然中国最近相当开放，但仍不能同老百姓自由接触。而且，这个大陆面积实在太大。把在北京等有限的地方体验到的事情原封不动地推广到全国去说，肯定是太冒险了。以下是我充分认识这一点之后得到的感想，可以说是中国偶感。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随机应变离中庸相当远若要勾画中国民族的形象，就想使用气量大、从容不迫、或者中庸之类的措词。然而，用这些认识却很难准确地抓住中国国内最近的动向。因为他们的举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动太大。
我想举几个例子。譬如跳舞热。今年春节以后，中国好时髦的年轻妇女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的情景，在北京市内的舞厅里随处可见。这种跳舞热渗透到了工厂和各个机关的工作场所。人们到一块儿就谈跳舞，好象这里不是工作的地方。看了报纸上刊登的《不是可以有不跳舞的自由吗？》的读者来信便可以知道，说跳舞热未必是言过其实的。
教育方面的变化也是这样。进大学热不亚于考试象过鬼门关一样的日本。偏重学力等就是个例证，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由于白天黑夜学习、连早饭也不吃就去上学的小学生多起来了，《人民日报》不得不再次发出警告。一跑起来就停不下来一旦跑起来，就不知道停住。已故毛泽东主席提倡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现在已经不过是书刊报章上的题目而已。话讲得稍稍硬了点。去年二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提出到一九八五年钢铁年产量要达到六千万吨的长期经济计划，大中小企业就争先恐后地开始定计划，结果导致原料和动力不足，不得不缩小了计划。如果让我谈根据在中国的体验而得到的印象，我就认为仅仅是看了眼前的一些变动就立即下结论说：中国民族是这样的，那似乎未必稳妥。追溯中国建国后的国内动态，就知道人们有过痛苦的经验：由于党内权力斗争，路线忽左忽右，变化无常，虽说是百花齐放的时代到来，但若冒冒失失地讲一些带批评制度之嫌的话，就在“反右派斗争”的名义下很快不得不下台。虽说社会再度发生了变化，但其变化的幅度越大，知识分子就越不爱讲话。无意识地进行分隔，难以消除的封建意识
中国有红旗牌轿车，是大人物喜欢用的。车身非常大。我想，何必坐那么大的汽车呢？到底是大陆，以为东西是大的好的想法好象怎么也难以消除掉。外国人公寓里的澡盆也太大，把水放到齐肩膀，如果两只胳膊不牢牢地扶住澡盆以稳住自己的身体，就不行。用窗帘隔开这是种习惯。因此，尽管红旗牌车大，但对此吹毛求疵，并且一开头就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思的。问题是，这种红旗车总是挂着黑窗帘行驶。就我个人的印象来说，这里似乎俨然存在着无意识地想把大人物同老百姓截然分开的官僚主义思想。我常想，如果可能，希望把车上的窗帘取下来。
文化革命时已故毛泽东主席提倡的所谓“造反有理”，目的之一是要打破不能反对上边，也就是老百姓觉得“没法子”的意识结构。可是，就我在北京的经验来说，没能感到这种意识结构现在起了多大的变化。我想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浅显经验。（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我本打算从北京到广州去旅行，事先打电话向中国民航总局定了飞机票，但后来由于预定计划发生了变化，所以直接到民航总局窗口要求把机票换成从北京到桂林的。因为是办理广州、桂林两个方面机票的窗口，所以，即使是打电话定的机票，若稍稍查一下，也能轻而易举地把机票换了。然而在中国，事情就不按你的想法办。窗口的服务员讲了不合乎道理的话：“打电话订票的，就打电话退票。”我反驳说，真不合理！可是他充耳不闻。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去，又打了一次电话，退了预定票，然后再到民航总局，好容易才买上了飞机票。不言而喻，在这中间，几个小时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老百姓对谴责犹豫不决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让顾客排在窗前，而至关重要的窗口内的服务员却不知为什么，喋喋不休地闲谈，根本不想工作。但问题是我还未曾见到哪一个排队站在窗口前的顾客有勇气出来谴责服务员的态度。
《人民日报》等也已再三指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时，这种官僚主义正是巨大障碍。然而，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要清除这种障碍并非易事。这是我在中国生活后得到的实际感受。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今年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但若看看报纸便会知道，报道封建思想的残余的消息何其多！
中国具有几千年不得不专门侍候帝王的历史，党的领导干部或官僚必定会炫耀特权，造成走后门也就是大模大样地从后门入学等结果。如果考虑到从半封建国家一跃变成新中国的演变过程，那么，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代价。
从去年到今年，群众高喊民主与集中，这无非说明中国民众打心眼里想摆脱封建的意识结构。
不挂窗帘的“红旗”牌轿车何日能在北京奔驰？友好和买卖是两回事
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友好的国家。假如你能到中国去作一次旅行，并且可能的话，住在北京饭店，那么，这一点就会一目了然。这家饭店的客人大体上都是美国人和日本人。我曾经问过一位高中生：“如能留学，想到哪儿去？”这位学生立即回答说“美国”，简直是不加思索。为了慎重，我又补充问道：“其次呢？”学生的回答是“日本”。这大概表明，中国人已相当普遍地晓得，在实现现代化时，从美国和日本引进技术是多么不可缺少！
但是，在和日本进行经济交流时，中国决不会是无原则地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我曾不知多少次地听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客人讲可以看出是严厉的一个侧面的话：“在推进经济交流方面，哪个国家放在先，哪个国家放在后，则由相互的条件来决定。”然而，不管怎么说，从这话中很能看出中国现实外交的一个侧面，即：比起社会主义的团结这一精神方面来，实现现代化是先决条件。就是说，日本是友好国家，但买卖则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