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刊文章《越南：激烈的权力之争的标志》

【本刊讯】澳大利亚《公报》杂志七月二十四日发表阮南风的一篇文章，题为《越南：激烈的权力之争的标志》，摘译如下：
在河内三足鼎立的政治结构中，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已经有了若干发展。使本记者大为惊讶的是，五月二十八日，在长征宣布第五届国会开幕之后，紧接着“向国民作报告”的是武元甲将军而不是范文同总理。过去三十年，在河内典型的集体领导中，范文同垄断了（作该报告）这一独一无二的荣誉。
但是，当晚深夜河内电台在报道该问题时，却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越南总理。几天之后，包括官方《人民报》在内的河内报纸，都刊登了站在国家第一副主席下手的、健康的范文同的照片。这说明，范并未被清洗，也不是由于病重而未能出席这一重要集会。如果表现在这件事上的不协调只是个孤立现象的话，那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过去六个月中，范文同至少有三次在同等或更加重要的场合，引人注目地没有出现：第一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河内公布的在南方实行稻田和耕作机械集体化的两个文件，是由副总理武志公签署的；第二次是三月四日颁布的８３—ＣＴ号关于“全国军事化”的法令，也无范文同的签名，而是由范雄签署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法令的执行是由国防部长武元甲和内政部长陈国环负责的；第三次是紧接着于第二天河内发表的把中国谴责为头号敌人的《告人民书》，这个通常属于政府执行部门职权范围的文件，又一次不由总理签署，而是以越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五月二十四日，越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清洗坏分子的“指示”，也许对范文同个人无大关联，但对其权力基础——政府机构——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很明显，这是为下一步的清洗制造法律根据的，因为它要求“甚至高级领导，一旦发现犯了错误，必要时也必须坚决撤换”。
上述情况说明，胡志明逝世后的权力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激烈的阶段，并在迅速地进入高潮。
胡志明逝世后，河内的权力结构可以说是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黎笋领导下的党、范文同的政府机构，以及长征领导下的包括国民议会在内的各种人民会议。
胡志明在世时是个无可争辩的头头，并成功地使三种势力集团保持了某种平衡。他去世后，与华盛顿和西贡的激烈战斗，制止了胡的高级将领与其政治接班人之间的摊牌。
政治局在二十年里并未任命任何人作党的总书记。但是在此期间，黎笋却一心想作第一书记。胡在世时，河内政治局是真正的集体领导。当时这个决策机构共十人，大家都一般高。这种安排又持续了七年，直至一九七五年。在此期间，南方的武装斗争不允许黎笋及其哥儿们大权独揽。但是，正如文进勇在其《伟大的春季胜利》一文中所述：黎笋逐步取得了头号人物的地位。文进勇透露，甚至在一九七五年初派遣他去南方之前，所有的战略决策都是由黎笋作出的。文进勇只提到在他动身去南方的前夕，对长征作了礼节上的拜访。但在谈论胜利的胡志明战役准备阶段的章节中，对范文同总理甚至连提都未提及。
纵然人们认为范文同做到了使他的人马不被触动——特别是经济计划的太上皇黎清毅和外交部长阮维桢，但政治局里三分之二已是黎笋所指定的人了。
此后，终于发生了人们所预料的情况。黎笋提升到第一书记的位置，在四届党代会上，他发表主旨演说，规定国家新的政治原则及实现该方针的战略、策略。几个月之后，这位“可爱的”越共第一书记是统一的越南新国会开幕会议的重要发言人。但是，在黎笋图谋攫取所有权力的时候，他必须招募新的同盟者。眼下，武元甲和军方似乎已侧身于他的支持者的行列。
很明显，从一九七五年以来，黎笋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军人在国家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一九七六年越南人民军被授予经济方面的任务。之后，所有省份都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整个南越仍处于越南人民军的军事占领之下。军队在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已变得十分明显了。
但是，全国实行８３—ＣＴ号“全国军事化”的法令，却为越南的权力斗争制订了一套新规定。长征在一九七六年失败了，而现在该轮到范文同了。但是，与柬埔寨和中国的战争、对老挝的占领，以及南越的动乱，表明新的权力之争肯定充满着危险。
依靠将军们的帮助，黎笋已赢了一个新的回合，可能还会在第十五回合中赢得第十四次胜利，但是，他是否能把全部权力都弄到手，那可就是另一码事了。阮基石是河内班子中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