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评述中国的文化生活《帷幕在中国全面拉开》

【本刊讯】《亚洲华尔街日报》七月十二日刊登贝内特·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帷幕在中国全面拉开》，摘译如下：
北京和上海的夏季演出，正为中国的戏剧和电影观众提供多种多样的精神食粮。这还称不上是丰盛的筵席，它同世界各地同类城市所能获得的文化营养相比，还是很不充裕的。但是今天，在中国这两个最大的饱经世故的都市中心的舞台上和银幕上出现的东西，至少已具有相当程度的世界性；同过去十年的标准菜单相比，也已有了巨大的改进。
文化大革命，现在私下里都承认，对于中国的艺术生活来讲，是弊多于利。因此，现在正在竭尽全力恢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较好水平。代表六六年到七六年创作成就顶峰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已经销声匿迹，而传统京剧中的“牛鬼蛇神”重又迷住了颇具欣赏能力的观众。
在城市文化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青黄不接。老一辈作家、导演和表演家的艺术才华和经验尚未传给该来接班的青年一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困难重重的空挡。于是，一些老的剧目经过修改，老的影片经过复制，又重新上演，以弥补这一暂时出现的短缺。
电影的情况尤其如此。电影业还处于死气沉沉的境地，看来在近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主义政策几乎使每个艺术领域里的努力都遭到了摧残。这种后果在电影业上表现尤为明显，因为电影是大众交流的最好媒介。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影片的生产就大幅度下降，一直到七七年，获准公开发行的全本故事影片还不到半打。这些影片没有一部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只不过成了人们应引以为戒的例子。
七六年底“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摄制的较好影片又重新放映，以填补这个艺术上的缺口。如果说，七八年在中国的出版界被称之为“重版年”的话，那么在电影界则可被称之为“重新上映年”。
但能拿出来周转放映的影片数目毕竟有限。同时，群众的口味也在改变。今天的电影观众渴望看到反映他们对现代化和较好生活向往的现代题材的影片。政府好象预见到了这种要求，已经增加了外国影片的进口，并且允许越来越多的影片公开发行。这种情况在别处虽然相当普遍，在中国却是比较新颖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也曾放映过一些外国影片，但大多来自苏联集团和发展中国家。
自去年夏末以来，流行的美国和英国影片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在晚间电视节目中播映。随着卓别麟的《摩登时代》和重新摄制的、由洛拉布丽季达和奎恩主演的《巴黎圣母院》的上演，好莱坞热席卷了北京和上海。今年夏天，卓别麟的《舞台生涯》，重新摄制的、由乔治·斯各特和约克主演的《简·爱》，奥列佛的《王子复仇记》又取代了佩克主演的英国喜剧片《百万英镑》、佩金帕的关于货车运输的影片《车队》以及科学幻想片《未来世界》。
一些大学里放映了带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文版片《炎热的夏晚》，不过大多数公开发行的影片都有汉语配音。日本、香港、印度、南斯拉夫、法国、罗马尼亚的影片也在两个城市作过短期放映。
观众对于大批涌入的外国影片反映是很混杂的。一般的观众，在试着消化很不熟悉的电影表现方式和相当复杂的情节（对已习惯于平铺直叙、言词夸张的中国人而言）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好奇心，而是迷惑不解。同中国观众在一起观看这些影片的外国学生常常发现：他们大笑不止的时候，其他人却默不作声；他们默不作声的时候，其他人又捧腹大笑。北京语言学院的一位中国教员，在看完一部内部放映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悬念剧影片之后，庄重地点了一下头，很吃惊地说：“太有意思了，看我们的影片，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反面人物，但看你们的影片，得到结束才能知道。”
中国人似乎对浪漫气氛和离奇情节的喜爱甚于现实主义，这一特性鼓励了深受戏剧程式影响的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的表演风格。在戏曲中，这种风格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要求细腻的心理表现和含蕴的微妙神韵变化的舞台演出来说，就很不好了。在北京和上海重新上演的深受群众欢迎的四个话剧（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于伶的《夜上海》和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一般也是偏重情节，但由于有经验的演员和导演重返舞台，这种情况已有所减弱，他们起码避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并过分滥用的夸张风格。
例如，剧情发生的年代横跨现代中国五十年历史的话剧《茶馆》，就基本上由五十年代的原班人马上演。它那含而不露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总的演出效果都得到了好评。布莱希特描写科学与迷信之间冲突的《伽利略传》充满了政治色彩，但在导演黄佐临的手下则得到了圆熟的处理。黄佐临三十年代曾在法国米歇尔·圣德尼门下学习戏剧。上述两个话剧在北京几乎场场门票一售而空。在上海，三九年写成的暴露日本占领时期生活的话剧《夜上海》，实际上根本买不着票，这个话剧甚至连上演广告都没登。同是这个剧团，还成功地演出了莎士比亚的作品《无事生非》，现在还是满座。
由于音乐和化装游行是中国传统的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各个时期的不同种类的戏曲总是非常吸引观众。今年夏季演出也不例外，从《蝴蝶夫人》到元代杂剧，从苏州评弹到传统京剧，所有的节目都在北京和上海登台演出。
由于京剧原本结构松散冗长——有的要一天才能演完——所以只上演一些折子戏和节选本。观众十分敏感于进行古今对比，他们对于辛辣讽刺自负不凡的贵人和傲慢不逊的达官的情节，反应相当热烈。
那些象在关汉卿的元剧《窦娥冤》中反映出来的腐败和冤案的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扣中痛感时弊的人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反应。
现在有迹象表明，对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直接和公开的政治讽刺正在得到官方的赞许。前几个月，北京广播了两个相声，讽刺了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直率到了近乎异端邪说的地步。广大观众对这两个相声相当欢迎。一个嘲笑特权官僚的独幕剧也在上海上演，并在报上发表，很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类似的讽刺作品也出现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刊物上，吸引了大批与此有共鸣的读者。
这种有希望的势头是否能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导致表演艺术的真正繁荣，完全决定于控制政治领域的那股政治势力。如果共产党这一最后的仲裁者能正式批准，允许谨慎地运用讽刺，使官僚主义受到震动，这无疑是给处于贫血状态的电影和戏剧注射了极其需要的一针。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忘记，这样的许可，只要一纸通告就能撤销，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最终把数百名杰出的作家和表演家逐出了文艺界，罪名是他们大胆而放肆地越出了许可的范围。只是最近，文艺界才显出从过去十年的动乱中逐渐复苏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