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帕克斯自北京报道《“新政”在中国出现工农从经济变化中得到好处》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七月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帕克斯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新政”在中国出现工人农民从经济变化中得到好处》，全文译载如下：
从北京领导层配合一致地努力履行自己许下的改善和安定人民生活的诺言的行动中，人们可以看到正对中国普通农民和工人实施一种雄心勃勃的“新政”。
中国今年将以一百五十多亿美元用于增加人们的收入、补贴低收购价格，增加就业，新建住房，发展面向消费者的轻工业。
这笔钱几乎占全国预算数的五分之一，它说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轻重缓急位置有了很大变化，同时说明三十年来从农民手中榨取国家开发资金的大部分、从而使农民陷于贫困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已告结束。
当然，中国领导人希望激发人们的热情来实现长远的现代化计划，办法是作出如上这些新努力来表明：如果人们进行合作和更加努力工作，就会得到物质上的好处。
但是风险是相当大的。现在用来调整经济的三年时间，可能不足以大规模改组工农业生产以确保生产的持续上升。如果生产增长得不够快的话，政府的赤字开支加上工人工资的新增加，就会形成货币太多可购买的商品太少的典型通货膨胀局面。在经济已变成革命政治工具的这样一个国家里，最后总是有可能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反作用的；左派对这项现代化计划的某些方面已经抱有很大的怀疑。
中国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希望造成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势头。一旦工人和农民认识到他们会得到什么真正利益时，我们就会造成这种势头。美国人也许会把这叫做使人口袋里有现钱的刺激办法。”
对中国来说，这一计划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到每个家庭、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八亿农民，而且还要解决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象失业和农村地区不景气这样的重大问题。
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十，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根据生产状况颁发奖金这种新的办法，许多有进取心的农户的收入（因现在大力鼓励他们种自留地）甚至增加得更快。
虽然中国的工资仍然很低——一个工厂工人每月可能挣四十八美元，但是最近增加收入后大大提高了购买力，去年的零售额增加了百分之八以上，预料今年将增加百分之十五，然而价格仍然是稳定的，或者因国家提供补贴而正在下降。
食物供应量——包括粮食、肉类、家禽、蔬菜、食糖——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预料今年还会增加那么多。可是，中国的官员意识到，在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亿多人挨饿的国家里，甚至必须有更大的增加。
去年，由于为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作出了重大努力，因此自行车、缝纫机、纺织品、手表、收音机和家庭必需品的供应量有了很大增加，领导国家计委的副总理余秋里上月保证说，今年在分配原料、能源和资金等方面将更加优先考虑轻工业，以确保进一步发展。
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着手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被送往农村的城市青年的失业问题，到今年年底将要为七百五十万人安排就业，主要是服务行业。预料，以在农村建立新工厂为基础的一项广泛的农村发展计划在今后两年内又能解决一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国现在大约有两千万人没有工作。
据中国经济学家说，根据另一项新计划，有些工厂因国家经济改组而将关闭的工厂的工人，将重新接受训练来从事新的工作，工资照发，据估计这方面涉及到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很多人将输入服务行业。
象北部的陕西省——已故的毛泽东主席过去的“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些长期不景气的地区，将得到特别援助，其中包括发展基金和国家补贴。中央政府将拨出二十亿美元的资金来兴建北京等城市所急需的住房，同时还鼓励工厂把很大一部分利润用于盖工人的住房。
规划中的许多项目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梗概地说明全部计划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中国的这个计划使人想起了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开战”运动和罗斯福总统提出的“新政”。
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一位纺织工人上周说：“我和我家庭的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仅工资提高了，而且我每个月还能拿到约百分之十的奖金。商店和自由市场上的食品供应大大地增加了。由于手头的钱多了。我们买了新家具，还正在攒钱买电视机。
“成立了新的邻里服务站，能帮我们洗衣服和照看孩子，在服务站工作的是一些从农村回来的青年。我们厂正在盖宿舍楼，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分到一套有三个房间的较宽敞的新住房。”
尽管有了这样一些改善，但是，中国还没能开始成为一个消费社会。要使所有九亿六千万人都能住得好、吃得好和穿得好，中国还要作很大努力，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估计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做到。
中国的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这里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取得的成就，有许多在文化革命的大动乱中丧失了。生产下降了，人口增加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变糟了………我们不仅要纠正这种状况，而且要激发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使我们的整个经济复兴起来。”
尽管这看上去似乎不过是常识而已，但是，这里的激进派却对这整个计划所包含的很多哲理提出了批评，并大力反对规划中的一些内容。
譬如，在许多农村地区，干部们反对把自留地还给农民，认为这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反对农民搞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等副业，认为这分散了人力物力，尽管北京指令农村干部要重视这些活动。有些地方还禁止农民可以出售自己产品的农村集市，认为这种集市将使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而破坏了农村公社和国家市场制度。
在工业方面，那些认为利润增加后应在全体工人中平均分配的人一直反对按生产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来分配奖金的做法，中央领导人关于禁止搞这种“平均主义”的命令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认真注意的。
中国官员们说，随着在政治上放宽限制，经济计划甚至会有更大的效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最近在这里举行的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新法律，保证基本民权，并通过选举使中国公民对他们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大得多的控制权。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指令为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清洗和受惩罚的数百万人恢复职务，并且已为二十多年前被贴上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标签的人恢复了名誉。
在广州，一个过去的餐厅老板（他现在重新当了经理）前不久说：“有饭吃是件大事，政治斗争决不能填饱肚子，但是人还必须能保持尊严和体面地生活。”中国现领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似乎承认了这一点，它把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坦率地公布出来，这说明它对全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
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信任人民，我们希望取得人民的信任，四人帮（激进派）不敢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这种做法极糟糕。他们试图用政治口号来代替给人民衣、食、住。现在人们认为，人民拥有基本权利来了解他们为什么工作，中国正在走向何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