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文章《做官之道》

原编者说，美政府机构雇用人员太多，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卡特力争通过一项法案，要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官场老手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有对抗的办法……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三月五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做官之道》，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联邦政府雇用的人员现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人，每年开支约四千六百一十亿美元，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卡特总统力争通过一项法案，要精简机构以提高它的工作效率。但是，官场老手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用的对抗的办法，三月初出版的《新共和》上有非常详细的透露。透露的人是农业部的一位知情人，他自称是詹姆斯·诺思。他把一些同事也换上了假名。下面是那篇叙述的摘要。）
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农业部上班的第一天，被指定在一间宽九英尺、长十二英尺的小房间里同我的指导人一起办公。鲍勃·巴尼特的学位是经济学博士，但是对刚刚奖给他的一枚标志他在政府部门服务二十年的证章更为自豪。他给了我一些工作上的指点，接着，往后一靠，搬出了他那套怎样才能官运亨通的哲学：要讨好上司，要掩饰短处，事事都要谨慎。忍耐是最大的美德。要仕途顺利就不要让自己的锋芒压过任何人，而是要一丝不苟地完成上司要你干的事，要证明你的忠诚，而且，要尽可能了解关于官场内部活动的形形色色。
巴尼特严格地遵循他自己定出的准则行事。每天早晨他很早就到办公室——不是为了干工作，而是为了仔细观察同房间里每个人的办公桌，这样他就总是比上级先一步了解到情况。我一到办公室，他马上就高兴地把他的发现统统告诉我，这是整整一天的瞎聊的第一个高潮，那种瞎聊弄得我俩谁都无法工作。我听到的尽是些某人提升成什么了，他为什么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提升，雇员们谁恨着谁，为什么恨，等等。
鲍勃的正式职责范围比我大得多：他负责审查和编辑我写的关于价格补助标准的报告，和注意影响国内农业生产的一切新情况。我很快发现他的批示意见，只是解释一下几家杂志和农业部公文中的话。至于我写的分析，他多半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润色我费了很大劲才学会的一套等因奉此的衙门行话上。因此，我每年拿纳税人一万五千美元的钱，渐渐学会写出一些本可以由鲍勃自己去写（而且过去也写过）的报告。鲍勃自己每年拿三万美元。鲍勃的顶头上司叫科伯恩，根据他的学力，他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管理人员。他提升很快，一直被擢升到他不能胜任的岗位上，于是他就占住这个岗位不走了。他是一个说话不多性格内向的人，过去显然是过得去的研究员和作家，不过他就是领导不了一个处。早上，他咕哝一声向大家问好以后，就消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天地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圈圈点点。
乔治亚·巴克是办公室的一位黑人秘书，她至少有一个理由可以不干活：报复。几年前她与一件伪证罪诉讼案有牵连，从那时以来，她一直在农业部各办公室之间不停调动——官场术语叫“分遣队”。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是第五次调动了，她深感受压制，在难得分配工作给她做的时候，她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这些人倒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都是聪明人，有能力可发挥，而且同别人一样正直，也许在踏进政府部门的时候，他们也都有热情和一心奉公的精神，但是，他们在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全都停留下来，虽离抱负尚远也心安理得了
——有些人实际上还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奇怪的是大部分人并不乐于玩忽职守。少数人喜欢搞些小的渎职行为，多数人则是感到灰心失望。他们认为自己走的道路是唯一可走的合理的道路，因为制度要求他们无能。
原因何在？通常有三种解释：缺乏利益考虑的推动：没有推动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的刺激因素，政府部门的组织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是不灵便和不便管理的；公务员制度对职业有保障，联邦政府不能开除不称职的雇员。
前两点解释也许有些道理，第三点原因是重要的。但是，这三条理由中没有一条能真正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常常走不称职的道路。有一个答案很明显：把人推向庸庸碌碌的压力太大了，令人无法抗拒。要显得自己出色，只要比周围的无能的水平略高一些就行了，做得太多了就成了傻瓜——替别人做了工作，反而招来同事的敌视。有抱负的雇员有两条路可以逃出这种陷阱，两条路可能使问题更复杂。第一条路是，你要蹦就得往旁边蹦，往别的机构找一个薪水高，但是往往是你很不合格去担任的工作。负责招聘工作的官员多数喜欢能力弱一点，但是吃公务饭已久的人，不大喜欢能力强的外面人，因为所有外来的人都是未知数。想要官场得意——也就是通向平庸——的第二条路是进入管理的行列。达到这个目的的典型办法是建立一个小小的帝国。既然没有更出色的功绩，那么一个人的重要性，也就是他的地位最终就取决于他管辖下的雇员的人数、出版的刊物的数量、接受任务的多少。这当然会造成不必要地无事找事干的现象。
当卡特总统的关于公务人员改革的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我问一些老前辈，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会不会收到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