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报道：伦敦节日芭蕾舞团访华受到欢迎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六月三日刊登威迪库姆写的一篇她随伦敦节日芭蕾舞团访华的报道，摘译如下：
很难说到底是哪件事情更为新奇：是在西方艺术又在那里繁荣起来这样一个春天一样的时期去中国呢，还是随这个人数不多的伦敦节日芭蕾舞团旅行呢。
第一周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是一个自行车城市，马路宽阔，两旁有树，到处是西伯利亚的风刮来的戈壁沙漠的尘土。自行车没有变速装置，没有车灯，除非你先对自行车揿喇叭，否则它比所有的机动车都享有优先权。
到北京度过的这一周结束时，噪音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了（当你正在酝酿情绪做旋转动作时，不断的喇叭声特别可怕），我们给每辆大轿车的前排位起了个外号，叫自杀席，汽车刹车之急，不使你丧命也使你变成残废——遇上自行车。
向译员提出的十个问题，有九个是以这样措词的答复结束的：“但是四人帮已被粉碎了”。从来不用“消灭”、“赶下台”或者“软禁”这类措词。
但是，他们很少用政治干扰我们小小的头脑。友谊是关键的字眼，特别是在不可避免的中国宴会上。
《吉赛尔》是带去的唯一的大型芭蕾舞。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是一个盛会，有整个领导集团成员出席，还有电视转播。
《吉赛尔》对北京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玛丽·斯季平设计的法兰西学派的舞蹈动作并不完全是中国人所料想到的。除苏联教学的五年外，中国没有什么芭蕾舞传统，而且肯定不知道甚至在古典芭蕾舞内有多种学派。
我们的第二套节目是由三个节目组成的：《朱红扇》、《青春》和《练习曲》。去年秋天来英国参观芭蕾舞艺术的中国代表团显然特别喜爱《青春》。象特脱利的舞蹈动作，象诺德海姆的半电子化的配乐，在中国是完全新奇的事物——鉴于文化革命期间毛夫人搞的假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糟粕，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北京和上海（我们在那里度过了第二周），观众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舞蹈演员在地板上翻身腾起。同样，《朱红扇》里，埃尔加的怀旧配乐和罗纳德·海因德设计的模仿爱德华时代的优美风度的舞蹈动作，显然也是异国情调。
那个壮观的节目、兰德的《练习曲》，更符合他们对西方芭蕾舞的概念：从简单的把杆练习达到纯化的娴熟技巧，在访问演出中练习特别困难，但是特别在上海当代表团完全安顿下来以后，这个节目似乎博得了满场喝采。
每个芭蕾舞节目的主要演员都配够了三组。这看起来似乎太过分了，但是事实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受伤人员超过了正常定额，北京的舞台象水泥地一样硬。好几个人的脚受了伤，还有一个人患了肺炎不得不留在北京一家医院里；甚至一个大号——乐器，不是演员——也折断了脖子。
显然，要把十四场演出中每个单独表演者都说上几句是不可能的。据我猜测，中国人最难忘怀的是：《吉赛尔》的演出中，伊娃·伊夫多基奠娃柔中有刚，超凡脱俗的脚尖技巧；“丹麦神童”、彼德·绍富斯饰演的镇静自若而势威力盛的阿尔伯特形象；尼古拉斯·约翰森和卡罗尔·希尔造型新颖和飘逸雅致的农夫双人舞；莉连娜·贝尔菲奥里的冷若冰霜的维利斯女王形象（维利斯女王系德国民间故事中的女精灵——本刊注）。在由三个节目组成的另一场演出中，则有《朱红扇》中演出相当引人入胜的帕特里爱·鲁亚安尼；《青春》中的伊丽莎白·泰拉巴斯特，达德利·冯·朗格堡，马诺拉·阿森西奥和杰伊·乔利。而在《练习曲》中，绍富斯和帕特里斯·巴尔的演出则更使中国人感到余味无穷，萦绕脑际。
中国人特别殷勤好客，希望我们样样东西都看。起先，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是多么有效地被组织了起来，也没有认识到外国人还必需集体行动到何等地步。
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为我们喜爱，例如他们的青年舞蹈演员和音乐家很敏锐；译员态度和蔼；领导人举止得体；在街上等着我们和跟在我们后面的人群投来的好奇而友好的眼光；甚至当我们在宾馆电梯旁聊天时，服务员一本正经地想学几句英语词汇的努力。这是一次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访问；出国访问演出应有的一切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