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译载何炳棣文章：《中国经济前景展望》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九、十日译载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为日本《读卖新闻》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前景展望》，摘转如下：（原编者按：不久前东京举行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超越民族主义”这个综合题目下，讨论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史教授何炳棣应邀参加讨论会。何教授在出席之前，历时三周访问了中国，与邓小平副总理等要人、学者，就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进行了恳切的会谈。本文是他为《读卖新闻》就中国经济展望而写的一篇来稿。）中央领导全力投入四化
这次应东京会议之请，参加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之际，获得了以二十二天的时间访问北京的机会。在这期间会见了一些从中央政府到各个部的领导人，老朋友、同学以至一般的老百姓。通过这次机会，使我知道了中国人之间取得了不平凡的政治上的一致，意气风发。
北京的政治空气如果代表全国的话，可以说一般人民对代表最高层领导的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头马车体制是信赖和尊敬的。这一点已毫无疑问。
通过同中国许多领导人、专家以至一般老百姓的谈话所得到的各种资料、知识，不妨让我们一面探讨中国现代化计划的问题，一面展望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削减钢产指标的含义
首先，中国最近已作出决定，将原来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最后一年（一九八五年）的钢产指标，从年产六千万吨削减为四千五百万吨。关于这一点，一般是容易产生误解的。
中国这个决定在国外的一般印象是，这是中国经济困难加深的反映，并认为它可能妨碍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但是，从整个经济计划来看，中国削减钢产指标含有三点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中国根据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经济政策的实际成绩，再经过中央最高领导层，各部部长以及卓越的经济专家，在长时间地对经济政策一连串再评价的一部分。第二，如果我的看法不错的话，钢产指标的削减，显示今后将要进行很多的调整和变革，意味着中国踏入一个慎重计划的阶段。通过这样的调整和整顿，将原来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僵硬的制度和不讲效率的弊病予以革除。第三，将本来投于钢铁和其他重工业的一部分资金，转投于农业和轻工业，这不是推迟经济总的方面的增长，相反，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新加坡等的成功例子
在国外也是，以劳动集约的轻工业部门为重点投资的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等地的经济，比将主要力量置于重工业或实质上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若干先进国家的经济，达成相当高的增长率。
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全部关心都集中在中国究竟能不能积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就关于中国的国民总产值，予以最全面的评价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发表的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中国经济》。这份报告估计中国在一九七七年的国民总生产（以七七年的美元计）为三千七百二十亿美元。报告又估计中国到一九八五年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最低百分之六·五，最高为百分之八。中层官僚是个弱点
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止的十年间，劳动大众之间养成的公共道德水准下降及纪律松弛的问题，非迫切解决不可。
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的，就是通过这次到中国的访问，所看到的从中国行政组织总的看来出现的深刻弱点。政府的下级干部和一般人民，虽然拥有决不下于中央领导为实现“四化”的热情并积极地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困惑和不满。照我的看法，中国一般人的不满情绪，是针对中国庞大官僚组织中臃肿化的中间官僚阶层。一般来说，中国的行政机构常常是多层重复，架床叠屋，其中就出现了宗派主义，机能及权限的重叠，加上繁琐的形式主义等弊病。为此，各种各样的政府计划决定之后，到实施阶段常常遇上不必要的拖延阻滞，其中大部分应由中层干部负责。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指出，在世界大国中，中国除了延安时期之外，是一个长期而且不断的保存官僚主义的传统的国家，这样的现象，不论是中央或地方，是不是全国都存在的呢？因此，怎样促使行政合理化，是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展望前景仍然光明
虽然如此，对中国来说，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能够做到政治上的安定和实施合理化的经济计划的。凡是熟悉中国的人，都承认人心对现在的中央领导是深怀亲切感的。中央领导自身也无疑保持着绝大的精神和政治上的权威。
随着中间官僚层的逐步改进，总体的、个别的计划将会按照合理的经济规律逐步被调整。无论困难有多大，中国人总有他们自己的天分，能消化吸收外国的事物以纳入中国自己的体系之中。对于动辄以数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为单位观察事物的历史学家来说，中国在公元二○○○年能否达成国家目标或者是早晚十年二十年完成现代化，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心要完成“新的长征”的中央领导，有决心，有组织，还有着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