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纽约时报》专稿：《东欧人蔑视苏联的生活》（下）

专业人员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专业问题上隔阂也存在。华沙的一位居民（其妻子是搞社会学的）说：“波兰的社会学家不想到莫斯科去，因为苏联的社会学家们害怕同他们谈话。”
到东欧旅行的苏联人显然是受到苏联保安人员的严密监视，就好象他们是处在敌人的阵营中一样。一位波兰官员感到惊讶的是，有一个晚上，在他的公寓里设宴招待随同一个团体来访问华沙的四名苏联熟人时，该团体领导人从旅馆打来电话，对这位主人念了这四个人的名字，并要求他证实，他们是否在场，这显然是为了要弄清楚，他们是否在他们说过要去的地方。
这种紧张关系使苏联东欧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成了空洞的一致。
不允许批评苏联但是，不准批评苏联的禁令是这么严，以致驻莫斯科的某些东欧记者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的编辑发生了争论，要求有较大的自由可以报道苏联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然而，东欧并不能完全不受苏联的影响。尽管不喜欢苏联的东西，但是，有抱负的人还是热望到那里去学习的，或者是接受在国内不能受到的技术培训，或者是去受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对于提高党的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和在克里米亚度假，对某些行业的成年人也是相当合适的，诸如报纸的主编们，他们可以短期地进修宣传方面的课程，并同苏联的同行们友好相处。这样，俄国人给东欧社会的上层就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造成一个符合苏联思想的权贵集团，一个本能地知道什么话听起来会不顺莫斯科的耳朵的权贵集团。
波兰作家基约夫斯基说：“要获得成功，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必须在莫斯科学习。如同一个年青的神父在罗马学习一样。”入党是爬到上层的关键对所有东欧人来说，当党员是得到晋升而进入大多数社会福利和政治部门的上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身份，这同苏联的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对党的钦佩看来并没有深入这些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心中，正如多数人俄语讲得不好一样，尽管除罗马尼亚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规定学校教俄语。
苏联式的党的生活和纪律也一直没有很好地被接受过去，似乎那一套是移植到别的机体上的古怪的附器一样。
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期望几乎所有的年青人都加入共青团组织，但是，正如一位高中学生所说的：“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我们从来不开会，不搞任何活动。每个星期，我们委员会的书记写一个报告，说我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表决，讨论了那件事。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关于会议的假报告匈牙利一所大学的共青团支部的学生负责人说，她也写过假报告。例如，整个支部应该开会通过为那些毕业后寻找工作的个别团员写的推荐书，可是这些推荐书实际上是被推荐人自己写的，或者是其朋友写的。
这位书记说：“我把许多推荐书带回家，在每一份推荐书上写上本支部于三月二十日通过，然后签字。人人都这样干。”她准备加入党组织，她父亲也是党员，因为入党将可以帮助她找到工作。
党员对其他的许多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在波兰一所高中的班级里遇到二十个学生，没有一人是青年团团员。在匈牙利，青年团的花名册上大约只包括那些符合入团条件的人的百分之四十，尽管有人说父母施加很大的压力要儿女加入团组织。匈牙利放松了党的控制匈牙利一马当先，把许多重要的职位让给了非党群众，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职位。意味深长的是，一些党员自己把这种对党的作用进行限制的做法看作是美德，这些党员还以赞成的态度指出一些电影现在评价政治权力的不公平现象，这些电影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苏联所允许的范围。
匈牙利一部名为《安吉·维拉》的影片，是以战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年代为背景的，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位年青姑娘在批评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以后被送到一所党校去，这部影片是对那所党校和那个时期的压迫进行控诉，那个压迫时期导致了匈牙利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暴动。
波兰也已经允许在银幕上可以进行坦率的批评。安杰伊·瓦伊达导演的《没有麻醉》这部片子描写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得人心的、体面的记者的毁灭——在职业上他的毁灭是由于中央委员里妒忌的保守派；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毁灭是由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拐走了这位记者的妻子，破坏了他的婚姻。
对党的不容异说进行这样的批评，言外之意就是对苏联的关于党是战无不胜的重要概念所作的批评。然而，事情怪就怪在这样一点上，即今天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批评是由于莫斯科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为莫斯科失去了把党的刻板的观念贯穿于文化和社会的每一个空隙和角落的斯大林主义热情。
这就使得东欧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出讨厌苏联的样板的情绪，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造成了大大不同于莫斯科的经济工作作风和政治工作作风。
这还使东欧人抛弃了一心一意跟苏联走的思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尊重俄国人所珍视的理想。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