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访华团通讯：《三十岁的中国》──第二部分《实现现代化的困难》（下）

在新中国有一个象化学术语似的词，谓之“成份”。其实是阶级出身的意思。这个“成份”写在九亿人各自的户口册上，它具有在一切人生机会——比方说就业、升学、结婚和参加共产党等等——中决定命运的力量。在到了搞现代化时代的今天，据说已“不应过分拘泥于这种分类”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是贫农”时，其洋洋得意的表情证明了他是“纯血统”。
已故毛泽东主席曾担心党和国家机关变成官僚机构。现在也还必须大张旗鼓地与这种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中国的这一现状说明，“遗传性”是如何妨碍着举国进行现代化工作。贫瘠不毛的黄土地记者：清水嘉健从天上看全是荒山秃岭中国缺乏森林的情况是超乎想象的。比如，从成田机场乘直达班机飞北京，飞机先向南飞，从上海上空开始便沿中国领土一路往北飞。长江口的上海周围一片葱绿和水泽，地面景色宛如日本一般。
但是，才飞行二十分钟，就忽然变成一片黄土色，到处都没有一点绿色，景色荒凉。所有的山都是粘土堆成的秃山。
所以，解放后中国一直重点进行绿化国土的工作。但是，绿化工作似乎未必已经取得良好成绩。报纸增加不了版面虽然有黄河、长江等大河名川，却为缺乏树木而烦恼，为水枯地旱而苦恼，这实在是个嘲讽。这也给人民的社会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比如，纸的生产量和消费量被说成是一个国家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志。如果缺乏森林和树木，那么就不能用原木造纸浆。因此，在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纸浆还是由麦秸和芦苇等草木造的，所以，纸张的质量低劣”（日本造纸联合会语）。事实上，旅馆的卫生纸、教科书、书籍等的纸张质量，不能说是上等的。
对于群众来说，更成问题的是纸张缺乏。国家经济稍许活跃些，纸张的消费量就要一下子升上来，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同样的。
但是，据说中国的纸、纸浆的生产量，这几年是七百万吨左右（据日本造纸联合会调查），几乎没有增加。
因此，纸张不足甚至使报纸都减少了版面。
为了“四个现代化”，现在即使很少的一点外汇也想得到。轻工业品出口增加是件好事，不过，包装出口商品的硬衬垫纸却无法再增产了，只好从日本增加进口。对于宣称一切都要自给自足的中国来说，这肯定是件懊丧的事情。由于缺电，北京的夜晚是昏暗的虽有万里长江，电力却严重不足，这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这是由于利用水力发电方面落后所造成的。
北京的夜晚，街头昏暗。这并非是因为国情不同，没有霓虹灯，而是因为供电不足。郑州的旅馆的走廊，竟暗得连报纸都不能看。
中国的发电能力，现在大约是四千五百万千瓦（水力发电是一千五百万千瓦）。按九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用电量为零点零五千瓦，大约只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的水平。
在中国，家庭用电制品原来就不多，其中，电视机、电冰箱等耗电量大的制品，价格极贵。电力也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既然电力有限，那么，当然首先要把电力重点分配给钢铁、石油化学等基础工业使用。成问题的一代记者：釜井卓三始终是老一套的干部万里是老练的行政官员，周培源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他们答复我关于成问题的一代——有气无力的中层干部的问题时，总是含蓄地说，“问得好”。
我们在采访旅行中，也多次遇见那种抱有“这也挨批，那也挨整”情绪的中层干部。
例如某重要机关的负责人Ａ先生。也许意识到是会见“西方”记者，或者另有原因，总之完全没有谈与他的身分相称的“掌握实际情况”的话。他好象是怕不小心说错话以后就不得了，所以，不管你问什么，总是老一套，抽象地回答。
在另一处也是这样。谈话主题是最近中国大字报主要的讨论问题——“民主和法制”。在地方上居相当重要地位的Ｂ先生也和Ａ先生一样，他的回答照例是“省委的指示如何如何”、“上级认为如何如何”。好容易说出“我认为……”这句话的时候，约定的时间已经快要完了。
“成问题的一代”不仅是复出的干部。例如青少年吧，在“四人帮”横行时代的“三无”
——无纪律、无文化、无理想——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中，有不少人仍然停留在“三无”的状态中。“情况的严重性在于十几年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科技界“研究人员青黄不接”。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培养出人材，已成了大问题。关键在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但但是，这样的问题反过来说，恐怕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问题。最欢迎粉碎“四人帮”、欢天喜地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些“这也挨批，那也挨整”的人。他们才是应该最热烈支持现体制，以最大力量执行现领导的政策的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就成问题了。最近《人民日报》指出，有的干部害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概是这十几年来“激烈动荡的体验”，造成了就象随波逐流的水母一样的有气无力的一层人。用不着我们这些外国记者来指出，干部正是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关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