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访华团通讯：《三十岁的中国》──第二部分《实现现代化的困难》（上）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日连载该社记者访华团的长篇通讯《三十岁的中国》的第二部分《实现现代化的困难》，摘译如下：九亿人的肚子记者：田川五郎
由西安去郑州的旅途中，从飞机上欣赏了美丽的田园风景，令人难忘。散布于黄河两岸的小山冈，直到山顶都得到精心耕种，象镶嵌图般的梯田展现在眼前，山腰上的蓄水池在阳光照耀下象镜子那样闪闪发光。
在观赏这种风景的时候，我突然涌出了一种感慨的心情。据说清朝末期，访问日本的高级官员看到濑户内海沿岸的景色后说：“耕至天，国何其贫耶。”今天我们到中国旅行，却偏偏也产生了完全一样的感觉。
中国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倍，却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到山顶上去种地，去开垦耕地？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竟是如此无情，国民竟是如此贫困！
打开地图来看，就知道中国的土地差不多全是崇山峻岭和寸草不生的沙漠。平原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中的太平洋沿岸，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九点六。
国民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所以按农业人口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是零点二公顷，只有日本的一半，和美国相比，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百分比。
在这个国家，平原已经全部利用，差不多完全没有扩大耕地的余地了。
如果说政治的基础在于“首先让国民吃饱”，那么，中国的地理条件是非常不利的。解放前，连绵不断的战争，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造成了荒芜的国土，而现在竟成了没有一个人饿死的“有饭吃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功绩是伟大的。然而，尽管对穿衣吃饭给予了最低水平的保证，解放后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历程却决不能说是一帆风顺的。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披露了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五年以来没有增加的惊人事实。我们在安徽省合肥市听到农业负责人说的数字，也是小得出人意料。
这个省的耕地面积比一九四九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二，而粮食产量却增加到二点三倍（一千五百万吨）。但是，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了一点七倍（四千六百万人），所以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只有一点三八倍。
这个倾向是全国性的。过去三十年里，粮食和人口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马拉松竞赛，至今还不分胜负。
在中国，有人甚至说人口已达九亿、十亿了，所以八亿多这个数字显然太少了。
但是退一步说，假定是八亿人，这个沉重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厉害的。如果人口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那么，一年就增加一千六百万人。单单确保让他们吃饱的粮食，也很不容易，何况还要在穿衣、住房乃至就业方面加以照顾。
劳动力对人口的百分比估计为百分之五十，一年就增加八百万劳动力。为使他们就业，即使每年建立一百个象新日本制铁公司规模（职工七万五千人）的公司也不够。情报化开始了记者：山本和郎
在最近一两年推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政策的过程中，诞生了不妨称之为情报化的新型中国人。
收听外国广播者以特务论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可以自由收听在冲绳转播的美国之音和在香港转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尽管电影院和电视台仅仅播映经过慎重选择的内容，但还是上映了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外国影片。电视台从今年一月开始播映的“世界各地”新闻记录节目，播映了欧洲农民和日本、美国产业工人的生活情况等，十分受欢迎。
遍及九亿人口的这种情报化政策的目的，大概是，使群众认识到中国如何浪费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二年时间和多么落后于外国，以求获得“冲击效果”。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造就了更加“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因此也就是想象力丰富、欲望和期望都强烈的中国人。自由的限度记者：山本和郎
中国现领导说：“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
二者怎样兼顾呢？正如中国和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领导层来说，这也是极为棘手的问题。自由化，然后收缩控制——从这种曲折的过程来看，过分和失败也是不少的。给群众以何种限度的自由，其标准未必是一成不变的。
怎样妥善处理人们在物资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充裕之后，就要求精神上的充裕这种本能呢？中国在向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将会遇到这个难题。恢复奖金记者：田川五郎在车间角落里闲谈访问中国时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工人懒洋洋地工作。说得好听点，也并非不可以说是无论什么事都不急不躁，从容不迫地干。但是，工作态度中总好象缺乏一心一意的精神。
两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在杭州的一家工厂里曾经看到工人吸着烟干活，更严重的是一边吃馒头一边开机器。我看了感到吃惊。这次也许是提倡严守劳动纪律的缘故吧，这种现象是看不到了，却也还多次看到有人在车间角落里蹲着闲聊，一见到参观的人来了，就匆忙地起身去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