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苏记者奈特报道在苏的见闻：《冷酷的幽默正对着俄国的现实》（下）

记者特别不好当。旅行很难安排上，官员们多疑，统计数字通常不能核实。要想亲眼看点什么，最好的办法往往是加入外交部组织的集体旅行。这使官员们有大量的机会弄虚作假。例如：有一天记者们在乌克兰的一座古城利沃夫参观一家制鞋厂，每到一处都只见强调它的成就：每年都“超过计划”制成几百万双鞋，工人奖金高，几乎没有不满意的顾客。
六个月以后，《真理报》报道说，因为地方政府部门没能提供足够的原料维持生产，工人们正在脱离这个厂，生产指标正在下降。而在此之前一点也没有向外国记者透露过这些问题。在大剧院。大剧院的一切都是规模庞大的
——它有三千座位，它设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巨大的希腊式建筑物内，它的舞台很大、内部装潢富丽堂皇，大剧院的六百名学生希望成为未来明星。大剧院的演员许多时间都花在路上，其中经常花在国外。很少在国内演出——每年演二十五场芭蕾舞，三十五场歌剧。
每在国内演出一场，三千一百五十张票子实际上仅有一半左右公开出售。其余的都被高级官员、军方、外国使馆、旅游团体等搞去了。但总有许多座位没有人来坐，从而产生了跳座位这一稀奇的习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票的人也能进来（也许是在有交情的守门人的帮助下进来的），一启幕，他们就占领空座。为防止被赶出去，他们就在换幕次间隙变个位置。
大剧院与苏联大多数机构不一样，它公开地采用明星制度。现在偶尔才登台的五十三岁的普利谢茨卡娅，是一个剧团里无可争辩的名列前茅的演员，而该剧团的规定退休年龄是四十岁。薪水高低不等，新来的人每月拿一百二十卢布（一百八十美元），明星演员每月拿五百五十卢布（八百二十五美元）。在莫斯科居住。在莫斯科定居一向受到严格控制，许多苏联人为了能住在莫斯科真是绞尽了脑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局面：你要想住在这儿，就得先在这里有个工作，可是要想得到工作，你又得首先弄到此地的居住许可证。不过，虽然这么难，也总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任何人只要具备某种专长，就能找到一位情愿打破常规的雇主。严冬腊月长时间伫立在莫斯科街头的交通警，往往是来自农村的小伙子。这些人把这件苦差事干上五年以后，就够条件在首都居住了。
要想取得在莫斯科的居住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同一个莫斯科人结婚。这么做有时会产生出离奇的事来。《消息报》的《星期副刊》上就曾刊登过这样一件事：
卢哈诺夫来自黑海之滨的古尔扎夫。一位叫塔玛拉的莫斯科姑娘在那里度假的时候，两个人初次见面，后来又结了婚，双双搬到莫斯科去住。可是没过多久这桩婚事就破裂了，卢哈诺夫从家里搬了出来。
这时，他碰见了一个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生正在发愁没法子把他的女朋友加琳娜弄进莫斯科来。卢哈诺夫答应同加琳娜“结婚”，以此帮助她进莫斯科，报酬是先付给他三千三百个卢布（五千美元）。
他给加琳娜办好了在首都居住的登记手续，并把她安顿在塔玛拉和她年迈的母亲住着的两间房子中的一间里面。最后，卢哈诺夫同加琳娜离了婚，又向她的大学生男朋友勒索了另外的三千三百卢布，作为不把此事声张出去的酬劳。可是塔玛拉实在忍无可忍，也申请与卢哈诺夫离了婚。这一来，卢哈诺夫不仅被指控犯了“诈骗”罪，而且法院还作出裁决：他和加琳娜都不得在莫斯科居住。乘飞机旅行，扫兴的事。乘苏联飞机旅行费用便宜。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值得夸赞的了。
坠毁事件不时发生，但失事次数是保密的。
服务是起码的。短途旅行，旅客们只能得到矿泉水——较长的飞行中供给食物，而这些食物通常是很差的。机内没有娱乐。
发生意外是常事。例如：有一回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莫斯科着陆时，突然间笔直地朝上空爬去，把旅客和服务员弄得仰面朝天。原来是驾驶员在最后一秒钟发现它正要往一条与跑道平行的路上降落呢。
这班飞机从赫尔辛基飞往莫斯科，但却不加解释地转向列宁格勒着陆了，而且也是不加解释地把机上五十个旅客中的四十个赶出了机舱。当我们其余的人最后抵达莫斯科时，才了解到我们那些心神不安的亲属曾被告知，我们这班飞机已不存在了。
苏联的飞机场老是挤满了数以千计的等候乘机的旅客。一位导游员有一回告诉我，公布的时刻表仅仅是给旅客看的，苏联国家航空公司还有另一种仅为机组人员所知的时刻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