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洋文艺》文章：《托尔斯泰的晚年》

【本刊讯】香港出版的《海洋文艺》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托尔斯泰的晚年——他的女儿在美国谈回忆》，转载如下：
俄国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托尔斯泰（ＬｅｏＴｏＩｓｔｏｙ）虽然出世时距今已一百五十一年，但是有关托尔斯泰的轶闻却依然能通过他在美国的女儿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传到对他和他的作品感到兴趣的人们的耳目里。
这位身弱有病的托尔斯泰的女儿名叫亚历山大·托尔斯泰，现年九十五岁，她是一九二九年离开苏联前往美国的，十年后（一九三九年）便设立托尔斯泰基金会，一个专给苏联留居外国的人士提供协助的组织。
托尔斯泰活着时不称这个女儿的名字亚历山大·托尔斯泰，而叫“莎萨”。现在的莎萨因患了心脏病，经常辗转病榻。去年九月间，正值托。尔斯泰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之际，莎萨曾接见一位美国广播电台新闻部负责人。在交谈中，莎萨表示，她父亲如果活到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人们不是为相互的利益而活着，不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而活着，不是为了宗教而活着，他必将感到非常失望。
其实，莎萨的生活也充满失望。
在她父亲活着的年代里，她曾经是她父亲的秘书和保护人。
在她父亲进入晚年时期，她经常在他左右，提防母亲专制性的妄诞。她曾协助她父亲离开家园，十天后便在一座小火车站上眼看她父亲因患肺炎而死去。
她沉思地说：“就在那个地方，我亲眼看到我母亲患了偏执狂而虐待他。其实，我母亲也无法意识到她在干什么。”
莎萨是九二九年离开家园的，留下了她所有的财产。她到了远东，转往旧金山，然后抵达芝加哥。其后在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的农场上度过了几年才迁往纽约的洛克兰德县定居下来，并以她父亲的名字设立基金会。
托尔斯泰出身豪门贵族。他从一个没有什么倾向的青年茁长成一个为社会公正而献身的战斗者和一个很有影响的宗教思想家。他写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反映了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准备征服俄国的企图。这部小说通过两个俄国人的家庭生活展示出一场武装冲突的全景。小说《安娜
·卡列尼娜》则对一个不忠实的有野心的妇人进行了探究。
托尔斯泰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和死了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之后，开始信仰宗教。那是一八七五年的事。其后的三十五年中，托尔斯泰从事发展他的非暴力的信条。他的非暴力的主张曾经影响着和平人士如马丁·路德·金博士等等的人。
莎萨回忆起她父亲对上帝的虔诚时说：“他对青年人正在变坏，——是一部分青年人，不是全体。认为他们应该回到宗教上来，信仰上帝，而上帝就会愿意帮助他们。”
莎萨还举出托尔斯泰如何信仰非暴力主义的例子。
一八八一年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街头被一个极端分子的炸弹炸死。托尔斯泰听到后连忙写信给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对六名被判罪的革命者给以特赦，但为沙皇和他的顾问所拒绝。
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莫斯科政府和正统俄国教会的好感。一八七一年，伯爵托尔斯泰穿起了庄稼人的装束，在俄国中部旱灾地区劳动，曾控诉政府对饥饿农民熟视无睹。
托尔斯泰写了《复活》这部谴责政府和教会不顾受苦人们的死活的小说后，被教会开除教籍，还被许多他曾支持过的人们指为“第二个沙皇”。
托尔斯泰晚年的家庭生活并不愉快。他与妻子索尼娅的关系日趋紧张。他的妻子不同意他大部分的观点，而且变得越来越专横。莎萨回忆说：“我的母亲当时是死在我怀抱里的。我说：妈妈，我知道你有病。她回答说：我晓得我虐待了你的父亲，你能原谅我吗？在她弥留的时刻，我们还相互吻了一下……这是我感到欣慰的。”
迄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黄昏，托尔斯泰迫于家庭的生活实在难于再次容忍下去，便毅然决然离开了妻子出走，当时是八十二岁。在他的女儿和一位家庭医生的照顾下，他走到了俄国境内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他当时全身发烧，达一百零四度，迫得非躺下休息不可。当他的家庭的其他成员和几十个世界各国新闻记者赶来看望他的时候，生命正悄悄地从这位文学家的孱弱的身躯中溜走。
当莎萨在该小火车站照料托尔斯泰时，她是不是想到世界各国的新闻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托尔斯泰身上呢？她说：“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加以思索，因为父亲的病占有了我所有的注意力，使世界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无兴味。而当他与世长辞的时候，他只说出我爱真理……他想把整句都说完，可是他没有说完，而这几个字就是他最后说出的字。他没有时间了，他就这样和人世永别了。”那是十一月七日，早上六时。
当时政府和教会都宣布不准为他举行悼念活动，不准举行宗教仪式。可是那列载着托尔斯泰遗体返回他原来的住处的火车，每停一站，就有人群前来向他的遗体告别。
莎萨是这样评价她父亲的：“我对他的想法从未改变，那就是：他是一个伟人，他只求对人们有好处，他宣扬仁慈，仁爱和上帝——任何人们必须赖以生存的东西。”
莎萨是个强烈要求自立的女人，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她没有结婚。她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反我父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