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总理的第六篇访华观感：“同毛泽东会谈”

【本刊讯】法国前总理埃加·富尔在巴黎“费加罗报”７月５日发表他的第六篇访华观感，题目是“同毛泽东会谈”。摘要如下：
从面容上看，毛泽东似乎不象传布极广的照片上那样年青，那样两颊丰满，那样圆润。他的体格健壮，精神抖擞。从态度中表现出为人非常和蔼朴实。
周恩来总理在元首旁边。他先于任何人而了解了我所说的话，他显然因而得到乐趣，他挑剔着董先生翻译上的错误，加以纠正。他早已知道我谈话的主题了，他帮助我说明某些观点，同时竭力表示他不同意我的这些观点。
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的时候克制着激情，表情是又沉重而又有信心。“您已经看见我国的情况了，看见我们是多么落后。任务是巨大的。”
我提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当然，但是比较起来，究竟成就还很小……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发现：中国共产主义由于它不是教条主义的而得到了好处。然而，难道不能让合营经济之类灵活方式有某种前途吗？“那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渡。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对于主席２月２７日发表的演说和５月１日发布的指示所掀起的运动，应该怎样看待呢？对“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应该怎样期望呢？我向主席表示：我们对这些可能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即使是从很不同的角度出发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创举，非常感兴趣。“是的，应该让人批评。否则，愤慨和不谅解就要形成死结。应该让人说出内心中要说的话。”
他对我说：这两个运动是很相近的，它们是根据同一种总趋势提出的。“但是，应该考虑特殊情况。像这样一国的人民，有必要遵守某些限制。”
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谈和语气，证明了我早已有了的那种看法。当然这两个运动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把这种运动看成是按照西方观点的政策大转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没有走出共产党政权的变化幅度。而是我们又回复到始终是毛泽东的平衡线上来了：照顾非共产党人，使国民生活各部门在制度中起作用，教育共产党人了解这些目标。主席也用“洗脑筋”这个字眼，不过这里没有我们付予它的坏意思。然而这个字眼表明：目前的运动固然对共产党人本身有教育意义，对于其他人——那些可以称之为假想的反对派的人——，这些运动具有真正的“治病救人”的意义。
首先，这是要叫人把不满之处表示出来，把隐藏着的话吐露出来。
做到这一点，本身就被认为是一个结果，就是对病人的一剂好药。其次，人们可以加以甄别，从这些不满和心头的意见中，把凡是正当的或仅仅是可以容许的意见区别开来，即使发表这些意见的词句很猛烈。另一方面，那些即使表面上很温和、实际上真正有分歧——外部矛盾——的意见，可以预料到，这样的意见将由于讲出来而很容易加以限制，并通过现在已经开始的反攻而予以严厉的批判。
把这些运动看成是政权软弱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了：领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事先没有受到压力。恰恰相反，应该把这些运动看成是明智、有把握的表现。
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近的事态发展提供了毛泽东他所喜爱的比喻中的一个论点：“我们中国有个故事：鹬蚌相争的故事。鹬在沙滩上找到了蚌，但是蚌夹住了鹬的嘴。于是它们开始了长时间的争吵。蚌向鹬说：‘三天之内你就要死。’鹬向蚌说：‘你也一样，三天之内就要把你干死。’谁也不让谁，可是来了一个渔翁，把它们一齐捉去了。”
问：这是个俄国渔夫呢，还是个美国渔夫呢？他笑嘻嘻地作了不出预料的回答：“我看这倒是个美国渔夫。为什么美国要在距我们领土这么近的地方建筑基地呢？我们没有在美洲大陆附近建筑中国基地呀。”
“您当真认为美国人想打仗吗？”
“美国人民肯定是不愿意打仗的。”
“领导人也不愿意，”我说。
我向我的对话人们说，在１９５５年日内瓦会议的那一周中，我天天都看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可以相信，深刻的和平愿望鼓舞着他。既然中国领袖们确实愿意承认个人对于促进缓和国际局势所作的努力，所以我请他们相信我作的这个见证。
我又说：假如说当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缓和政策，从那时起似乎被封存起来了，那末我看原因在于不能全都归咎于西方领袖们的那些事件。我设法使他们了解法国人民在匈牙利事件以后的激动和疑惧。
毛泽东问我：“您是不是说法国人民因而对中国感到愤慨呢？”
“当然不是。中国同这件事不相干。但是，有一种从‘集团’出发考虑问题的趋势，有集团政策、‘共产主义集团’。”
毛泽东肯定说：“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它对苏联是绝对独立的。如果说我们要求苏联供给我们专家和机器，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这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不过，来的这些人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去了。而我们得来的东西，我们是付钱的。”
毫无疑问，中国既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就切身感觉到同苏俄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主席拒绝“共产主义集团”的说法。他说：“你们并没有同纳赛尔达成协议，而纳赛尔却不是社会主义者呀。那末，你们怕什么呢？全人类只有四分之一属于社会主义。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包括象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实施你们的经济制度。可以在和平中竞争、较量。”
对前途并不失望，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主席顺便提到我对停止试验氢弹的态度，我又把我同周恩来先生谈过的我的把裁减的军费移作他用的计划重新解释一番。曾经在日内瓦提出的这一计划，是把削减的常规军费用来援助不发达国家，这就既保证了监督，又自动保证了裁军。
毛泽东向我说：“法国可以重新起一种促进和睦相处和调解的作用。……法国有光荣的历史。它应该克服自己当前的困难。它比中国更有资格来起这样的作用；法国比我们更适宜于这样做。”
这又表现出中国的谦逊风度，其中含有彬彬有礼的意思，同时又充满着骄傲。唯其因为中国有了天翻地复的进展，所以它可以强调自己的“匮乏”、落后、古老。
正是由于它实现了独立和全国统一，所以它不妨采取谦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