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日本

【美国《大西洋》月刊４月号文章】题：另一个日本（记者詹姆斯·法洛斯）
对参观东京山谷感兴趣的日本人不多，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那是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在我前往那里之前，已经听到有人称之为东京最大的贫民窟。
山谷从来就没有象东京其他城区那样的“正常的”商业和居住基地。它是一个避难所，到那里去的人都是社会次要成员，如来自附近的吉原娱乐区的疲惫不堪的年龄过大的卖淫者，以及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现在，在通称为“山谷”的地区居住着４．５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劳动阶级的日本人，但其中有７０００人住在廉价旅馆里。他们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叫化子和临时工。他们不是在大街上过夜，就是住在山谷的许多廉价旅馆里和棚户里。
第一次去山谷是在１９８６年，有一位日本朋友陪我同去。我们从车子里钻出来以后，看见许多醉汉躺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我们不得不从他们的身上跨过去，还有一些人醉醺醺地对着墙撒尿。这时，我意识到，山谷的确与东京其他地方不一样。我还清楚地看到，山谷不是一个贫民窟，而是美国人所说的贫民区破旧街道。那里的人们不但身无分文，而且还多病，酗酒，败落到了极点。
山谷没有家庭。那里的廉价旅馆里没有儿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妇女，那里的人们差不多都是成年男子，通常是中年人或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已脱离了工作和家庭网络。而在日本其他地方，这种网络仍在起纽带作用。
向我解释山谷情况的香取正彦先生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正式职务是一家私营精神病医院的总经理。在东京政府的赞助下，他在山谷设了一个普通的诊所，每个星期五给病人看病，收取象征性的费用。
正彦说，到山谷来的人的神经都比较脆弱，他们经受不起日本的旧原则和新生活的撞击而被社会遗弃。旧原则还在起作用，它的内容是，尊严来自履行好作为一个团体（家庭、公司和一个工作班子）的一员的责任。而新的现实是，一些责任不再需要人们去履行了。技术已消除了一些责任，即将到来的“国际化”和进口自由化还会消除许多责任。日本一直在努力地为保持传统而工作，但是，它无法把所有的传统永远保持下去。与失业同时发生的特性的丧失不仅在日本才有，但是这里有一种特别的痛苦，因为一个人应体面地解除职责，这在日本比任何国家都重要。
正彦说，在山谷的廉价旅馆里，８０％的人都是酒鬼。他说：“他们到了这步田地，就是一种慢性自杀了。他们先是每隔几个月坐车从自己的家乡到城里去一次，然后每天只从廉价旅馆坐车到临时工工地去，再就是坐车到监狱去，最后进入医院。当他们无法通过别的办法挣钱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当小偷、卖血和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