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述评１９９７年：台湾“泛政治化”时代终结

　【香港《亚洲周刊》１２月２２日一期文章】题：台湾社会力狂飚的九七年　
　原文提要　
台湾的政治明星无视民间求治若渴的心情，终令人民厌烦；殊不知仅仅一年，民意就明显转向。　　
１９９７年是台湾社会力最为狂飚的一年，不同以往政治挂帅的年代，民间力量、民生需求、社会治安及经济波动带给台湾社会的冲击，远超过政治力的影响，只不过领导阶层没有深刻体会到民意及社会的转向，仍沿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因而换来执政的国民党选战空前挫败。　　
就李登辉光环幻灭这一点而言，１９９７年是台湾关键变化的一年，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运作失去了功能，民间社会力的汇集、民意的要求成为未来台湾的主流声音，少数政治明星指导民意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桃园县长刘邦友血案及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命案相继发生后，台湾人民从政治迷思中惊醒，并意识到自己生活周遭的不安全，感受到连最为基本的“免于恐惧的自由”，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　　
此时，台湾的政治明星却仍沉醉于权力的运作中，无视民间求治若渴的盼望。去年年底的“国家发展会议”上，朝野政客明明白白的与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仍把次要的政治议题当做全民的共识，放到台面上进行权力斗争，此举令民间感到不耐，在上位者仍沾沾自喜于总统大选拥有５４％的选票支持，殊不知一年之后，民意已经明显转向。所以，４月“白晓燕命案”发生，民怨如怒潮决堤般迅速冲垮已有的权力结构。各地民间团体自发地走上街头，使得原本好整以暇在高尔夫球场玩权力游戏的高官，蓦然警觉到政治权力已无法再主导社会力的展现。　　
这股民怨所积累的力量，使得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内政部长和两个警政署长下台，内阁虽即时改组，仍然余波荡漾，迫使第二次改组又迫在眉睫。国民党今年年底县市长大选，就技术层面而言，在地方上已沦为在野党，这就是台湾民意对政治化现象的厌恶而投下的一种反对票。　　
无独有偶，台湾在１９９７年面临经济的挑战，也远超往年。东亚金融风暴横扫亚洲，南韩、日本应声倒地，台湾在面对邻国的金融危机，依旧采取政治手段解决，把问题抛给国际金融投机客及北京，把“阴谋论”作为处理问题的准则划地自限，幸亏台湾过去几十年来累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得以侥幸过关。但却失去了把台湾的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推展到东南亚地区及南韩的先机。　　
诚如长荣集团负责人张荣发所言，他不知道他的好友李登辉在想什么，三通问题几乎已是台湾工商企业界的共识，却卡在“戒急用忍”的口号上。张荣发曾经被认为是本土性、台湾优先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如今不得不站出来澄清他的立场；台塑集团负责人王永庆以及国民党中常委、统一集团负责人高清愿，这些台湾大企业负责人，也是李登辉的好友，现在都纷纷站出来支持两岸三通，连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也强烈要求大胆前进，支持三通。　　
在此之际，姑不论“三通”与“戒急用忍”孰对？孰错？有这么多政、商界的重量级人士主张三通，政府就应仔细评估现行政策的可行性如何，甚至应该就此问题进行朝野协商，让政治与经济脱钩，让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而不应仍以政治手段来处理攸关重大的经济课题。　　
不幸的是，台北当局面对来自各界的呼吁时，却仍以一句这是北京“以商围政”的策略，完全以政治挂帅的手法处理非政治的议题，主政者与民意的落差之大，恐怕远非整日在深宫大院内的官员所能想像。县市长大选已结束，国民党遭逢１９４９年退守台湾以来最大的挫败，原本应该点醒所有政治人物，台湾的民意在１９９７年已经完全转变，泛政治化的年代已经结束。但事实却不然，国民党高层为了立院党团书记长陈鸿基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李连（战）施政满意度跌到四成以下而喧腾，心怀不满，竟然要求陈重新做调查，言下之意必须做出李连高支持率的民意调查才可，这种赤裸裸的用政治力干预民意的所作所为简直匪夷所思。　　
李登辉在选后检讨时要求党员应该把头脑换一换；如果政治人物没有把握九七年民意的转变，把意识形态、政治权谋摆到一边，换上关心社会、民生、经济的脑袋，对他们而言，明年将是被淘汰的一年，不仅仅是冲击而已；可以说，１９９７年最特殊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