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登约翰·埃利奥特访华见闻《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十四日刊登最近访问过中国的约翰·埃利奥特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摘译如下：
中国管理经济和工业的方法正在发生大改变。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的新领导班子正在慢慢向采纳一种混合经济的某些办法的方向迈进，以期在二十年时间里把中国迅速推进到大规模工业化的状态。这包括几个月前在做生意方面接受外国关于金钱贷款和商业法的一些概念，并且现在正在引导北京的一些部考虑采取甚至更大刀阔斧的步骤：中国和外国公司合办企业。
对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也正在实行金钱刺激，并且也象任何其它对事情漠不关心和生产效率不高的西方国家一样，政府对进行小规模的雇员参加管理的试验也感兴趣了。
这种改变与中国最近的传统一刀两断，因为这牵涉到要接受一种必要性，即：增加生产率和利润，用较常规的管理机构来取代革命委员会管理工厂，把北京中央官僚机构的控制分散开来。
这里，有些情况可与三十年前南斯拉夫摆脱中央集权的作法进行对比，当时，南斯拉夫把权力从中央官僚机构下放到省、市，同时，在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形式。虽然这个过程在中国还只是个开始，但是政府已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公开言论清楚表明，政府已认识到目前中央集权制度的局限性，因而打算使各城市、工厂的管理机构在诸如生产计划和生产方法以及工资和红利数额这些问题上有较大的权力。但是，政策的这些改变还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如果收到了效果的话，那也很少，并且，其中的一些政策改变确实是政府现在才宣布。因此，到北京以及中国其它工业中心访问的人，从其他外国人那里听到关于工业中缺勤率很高、人浮于事的种种传说，还听到象在上海和广州这样一些地方的工厂因电力不足而不时停产的情况。
即使在工厂和工业区走马观花地看一下，也着重说明了中国在工业方面必须大跃进，说明中国内部存在着极端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城市与仅仅数英里之外的农村之间的鲜明对照。
一些消费品，如收音机、玩具和小汽车看样子象是欧洲或者美国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设计的，但是与比较现代化的产品混在一起。
中国生产轿车的唯一工厂，有两千名工人，每年只能生产两千五百辆“上海牌小轿车”，再加上大约五千辆轻卡车。这里，对照是鲜明的。这家汽车工厂有一个车身装配线，这个装配线几乎不向前移动，男、女工人费劲儿地用锉刀和锤子把车身部件装配在最后活象一辆五十年代那种大型家庭用的轿车上，而附近的一个机械车间拥有的机床和冲床与在英国许多机械工厂看到的机床和冲床一样，只要稍微搞点自动化和改组，就可以使其现代化。
煤炭工业的对照就更明显了。每年生产六亿吨煤中的三分之一出自地方农民经营的煤窑。在北京西边的大同——中国主要矿区之一，公路两旁因年久失修而破旧的房屋麟次栉比。数英里的公路上，一些农民赶着驴拉车，车上装载着煤和农产品。但是公路是通向比较现代化的西瑙谷矿的，该矿有一些从英国道蒂密集团进口的最新式的煤矿支架。外国人是很难在这样一个条件之差成为鲜明对照的国家里工作的，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西方管理人员讲了一些情况。他们说，中央和省的官僚机构办事慢，由于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工人干活不带劲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十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培训，在此情况下，要设法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
注意中国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是这样谈这个问题的：“人浮于事的情况使英国雷兰德公司显得小巫见大巫了。看来人们只是想上班就去上班，而并无固定任务要完成。管理人员不懂什么技术，常常是由各种头衔的过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组成的。”要准确地说革委会多么有效率或者多么没效率是困难的，因为随着对四人帮的总的谴责，革委会现在也解散了。因此，中国工业中的种种弊端现在都归罪于革委会。认为工人干活不带劲是由于它们订的工作指标过高因而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认为革委会听任无政府主义泛滥，时间管理不严，安全标准也差。据说，允许管理人员和青年工人不上班，忽视培训，革委会自己则沉迷于无休止和无目的的争论之中。
中国工业区的大多数工厂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的市拥有和管理。在一个工厂内，存在三个权力和权威中心。基本的一个是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个政治书记领导，负责工厂的整个政策和政治活动。
然后是工厂或者矿山的管理机构，由一位主任领导，负责日常管理事务。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也是党的书记。
工厂中的第三种力量是工会，这些工会的作用与西方有敌对劳资关系传统的国家中的工会的作用很不相同。
由于目前向加强雇员参加管理的方向发展，工会现在可能更重要了。它们的任务之一，是召开每年一次或者每年两次的工厂工人群众大会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代表大会，讨论管理机构的计划，发些牢骚，发表些意见。
但是这并没有提供任何重大程度的工人监督，从英国的尺度来说，很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作出决定以后征询雇员意见的一种很普通的形式。但是中国政府却把这作为一种重要发展提出来，
并说，在工厂党委领导下它们应当支持工人的“正确”意见和“合理的”要求，应当“遵守生产规章和生产纪律，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工人们还可以用向管理机构提意见的办法行使一定的监督，他们可以通过党委呼吁撤某位主任的职。
在邓副总理在去年十月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项倡议以后，工人代表现在正在被选到个别车间——但是，应当注意，不是选到全部工厂。从英国最近布洛克辩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这看作是让雇员由下而上的参加管理，换言之、这意味着把工人的影响限制在管理日常基层事务而不是较广泛的公司问题方面。目的就是如此呢，还是要实行一种集体管理形式，这一点还要看一看。选举主任的事现在正在诸如上海汽车厂这样的地方进行，政府正在通过工会联合会敦促加快这个过程。
同时，中国政府还认识到，它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提高它的工业管理水平，因为过去十年的政治动乱造成了学问和专门知识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基本的发展看来是，现在认识到了厂长的作用，认识到了用金钱和地位奖励厂长的必要性。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由学者和经理组成的、受国家经委一位副部长领导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以便在外国经验的帮助下提高管理水平。
但是，这些经理们、集体领导人、代表大会以及党的书记们，要驾驭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与工业化计划的一些新的方面之间的矛盾是不容易的。还可能遇到中国中层官僚机构的相当大的抵制，如果在改变权力时没有他们的份儿的话。要甩掉过去十年的遗产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更大的连贯性——经济和工业的成功，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所需要的这种连贯性的程度超过了可行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