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专稿《重新发现爱因斯坦》（续完）

在１９３９年，当同爱因斯坦一起到美国避难的西拉德和维格纳听说德国科学家打算要分裂原子，于是就去向爱因斯坦请求帮助。爱因斯坦本人当时对于物理学的进展可能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但是在西拉德和维格纳向他介绍了情况以后，他同意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要他警惕纳粹也许会设法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这封信得到了公众的赞扬，认为它有助于说服罗斯福下令实施曼哈顿计划，从而制成了第一件原子武器（虽然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并不清楚）。
后来，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后，爱因斯坦表示极大的遗憾。战争结束以后，他亲自向来看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流着眼泪道歉。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说过：“要是我早知道德国人不会制造出原子弹来的话，我就不会为原子弹说什么话了。”
爱因斯坦的晚年是麦卡锡主义直言不讳的敌人。他认为麦卡锡主义极其类似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覆亡以前的那种动乱。他敦促知识分子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国会进行的宗教裁判”，即使“冒坐牢和倾家荡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受到了许多人的咒骂。参议员麦卡锡称他为“美国的敌人”。爱因斯坦最后的一项社会活动是同罗素和其他学者一起要求禁止一切战争。
英国科学作家卡文德说：“后代敬仰的爱因斯坦早在１９１９年就已经完结了。”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真的，虽然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威恩堡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萨拉姆都认为爱因斯坦梦寐以求的统一场论可能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在诸如“超引力”和“扭线”这些恼人的数学概念上也进行了新的深奥的研究，似乎出现了一点光明，有可能把爱因斯坦心爱的相对论同他所不相信的量子论结合起来。
不论这种探索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位相对论之父仍然是一个感动人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的牛顿，他点燃了物理学的火焰，在学术上留下了极其丰富与深刻的遗产，其深度不但使后人惊叹，而且还有待后人探索。可是，从爱因斯坦自己来说，从来没有忘记对人的关怀，忘记新的知识应当为人类服务。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经济学家纳桑说：“即使他从来没有搞过科学，他也会是本世纪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这话也许是一位忠诚的朋友的溢美之辞，但是作为百年纪念时的一个评价，相对来说也并不是完全离谱的话。（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