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镜报》文章《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

【本刊讯】香港
《镜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摘要如下：
中共的科学技术，比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中共的社会科学也何尝不是这样。
到文革前，中共的社会科学机构、人员已初具规模，中央和各省，属科研系统的专业研究人员约三千五百人，科研机构一百二十八个。属各大学的科研人员大约有三千人，科研机构一百二十个。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分子或有右派言论的知识分子不再受重用；他们不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去年。这些都有损中共社会科学的发展。
由于社会科学是专搞意识形态的学科，人们的研究成果总难免有或多或少的缺点、错误。因此，文革一开始，社会科学所遭的荼毒比自然科学更深重，受冲击受迫害的人也更多。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幸免余生的，也把多年珍藏的书籍或付之一炬，或论斤当废纸卖掉。接着是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四人帮进了历史博物馆后，中共的社会科学复苏了。专业研究机构迅速增加到一百六十九个，研究人员达四千多人。虽然与国外相比，规模还小，人员还少，但仅两年多已有如此迅速的增长，是可喜的。这表明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对社会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视。
但是，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非常严重，其流毒至今远远未肃清。这对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重重阻碍。
文革期间，除马列、毛泽东著作能够公开出版外，其他书籍一律不能出版。四人帮搞儒法斗争时期，虽然可以出版其他人写的一些书籍，但大多是为四人帮篡权服务的。四人帮垮台后，有了很大转变，可是编辑人员的质量、数量都下降，印刷设备落后，纸张不足，很多书籍不能出版。
更为重要的是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位朋友写了一本关于地理的小册子，要某省的文化局长审阅、批示才能出版。
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比如水到一百度就沸腾，就叫开水，零度就结冰，界限分明。社会科学就不尽然，张三可以从这个角度说，写得不深刻；李四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写得太简单；王二则可以说，观点错误，完全不该写。有时各种意见相左，使编写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意见都是上级的意见，不改就是不尊重领导，弄得最后只有看谁的官大，按大官的意见修改。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
中国强调写文章或写书要结合当前的形势，结果生搬硬套，牛头不对马嘴。
如四人帮横行时期，写一本哲学史，硬要结合儒法斗争不可，形势一变化，又得再修改。写外国历史书也是这样，当与某国友好时，整篇友好起来，一片赞美声，历史上的两国战争、隔阂不能写，怕有损国际关系。一旦与某国交恶以后，又得修改或专写交恶史。
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掩盖一面，突出另一面，而不是按本来面目写的书，是没有生命
力的。
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敢触及、不能触及
的。
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
研究社会科学，需要大量的文字资料。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
而在国外，影印机、微型胶卷、电脑索取资料、邮寄借阅等，已非常普及。
现在，各种学科的刊物已开始恢复，但种类、发行量极少。
文革前，有些研究人员私人可订阅外国报刊，而今却取消了。就是集体订阅的，手续繁杂，层层审批，层层削减，到最后能订阅的报刊寥寥无几。
中共要摆脱落后状态，改进和增加设备，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和对科学本身的尊重问题。
各种学科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不能事事由长官决定，项项受政治框框束缚。只有这样，中共的社会科学才能繁荣起来，与自然科学一起，赶上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