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文章《另一种倾向》

说中国大力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大胆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的时候，周总理告诫过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形已有出现的迹象了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刊载余从哲的一篇题为《另一种倾向》的文章，转载如下：
在中共大力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大胆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的时候，周恩来曾告诫过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形，近几个月来已有出现的迹象了。
一位从美国回去的朋友说，在大陆，居然有人问她：听说在美国已经不用人工制造衣服了；不是说有一种机器，把布料放进去，就会自动制好一套随你怎么设计的合身的衣服出来吗？
一位学者到敦煌去旅行，在那儿遇到一位中共外贸部驻香港的高级官员，他最近曾到美国访问，他在闲谈中向这位学者谈到对美国的印象，居然说：“美国真富裕，人民生活也好，至于哈林区的黑人，他们穷是因为他们太懒，又很蠢。”（这位学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到了台湾，听一位台湾的官员谈美国观感呢。）
一位教师到大陆，与教育界交流经验，大陆的教育界人士一个劲儿地问他国外的教具、仪器，特别是电化教学的情形：所谓电化语言教学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通过电流可增强记忆？幻灯片教学的效果能使教学进程快多少倍？
一位美国华侨谈起他在上海、北京的见闻，他说：当人们知道他是从美国回来的，都流露出一副羡慕的神情。（这位华侨感慨地说：以他在美国居住多年的经验，美国也有许多问题，也有许多缺点，也有许多糟糕透了的东西，这些东西如被中国大陆学了去，真是不堪设想。）
以上还只是认识方面的问题，下面涉及一些具体决策方面，问题就更严重了。
一位在美国大学任教授多年的朋友，在北京被有关部门的人问到向美国各大学派留学生的情形，中共有关部门的人提到：在美国，值得中国派留学生的大学有四、五百家。（这位在美国的教授回答：美国的科技是很先进，但值得派留学生的大学大概只有四、五十家。）
一位在电子厂当工程师的朋友，今夏在北京听说中共正在洽谈进口生产某种仪表的成套设备，进口价格三百万美元，每一个月生产该种仪表六万只；而生产同一种仪表的另一型号的成套设备，在香港购货的价格是一百七十万美元，每天却可生产一万只（一个月达三十万只）！
一位在电脑行业的朋友，和一位对教学仪器有研究的朋友，分别对笔者表示，中共最近购买的一种电脑，和签订进口的整套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教学仪器，从价格和用途方面来考察，都是不明智的。
一个名声极坏、“不学有术”（术者，心术也，吹牛之术也）的大学棍，近月被招待到中国大陆，到处演说，吹嘘他的“发明”。中共许多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已经有购买他的“发明”之意了。而此公的所谓“发明”，海外同一行的学者是早就嗤之以鼻了。
应该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是笔者所亲历，而是间接听来的。听来的消息自然有误传的可能。但笔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情，觉得这些消息即使打了一点折扣，也还是值得重视的。
这些情况反映了不同层次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大胆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的时候，由于调查研究不够，一些东西买贵了，或买了过时的东西。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大胆引进的政策下，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上当一两次以后，就会学乖了，以后就可以买得比较对、比较准确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找一些国外的同一行的可靠的人提供参考意见，就会好得多。这类人该不是难找的。
第二个问题是：笔者称之为“唯物质主义”或者“唯科技主义的思想”，指对任何事情都是科技至上，机器至上，以致达到迷信的地步。本来新的科学技术是有利于破除迷信的。但科学本身也可以使人产生迷信，如果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身，并没有采取一个科学的态度。例如学外语用电化教具，对于中等或中等以下的语言训练来说，就并非必要。人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中，还有多种情况是机器不可能代替的。例如翻译工作，英文每一个字有多种解释，中文每一个字也有多种解释，不同民族的文化中，一句同样的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翻译工作怎么可以用电脑来代替呢？科技无疑是重要的，物质条件也是重要的，但对科技、对物质达到迷信的程度，认为机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在内，则是另一种愚昧。希望这种物质至上、科技至上的思想，不会成为由于反对文革以来的精神至上、意识形态至上而产生的另一种相反倾向。
第三个问题是：学外国要学些什么？很明显，必须学先进的而又可以学得到的东西。外国也有许多缺点，许多问题，有不少问题甚至是由于发展先进科技而带来的。盲目学习，而不加分析，可能把许多坏处也学来了。此外，有些成功经验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如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要学也学不到。例如美国人口少，可耕地多，由于土地使用的历史短而肥效较高，这些都是美国发展农业比中国优越的条件，中国要把美国的经验搬过来就有困难。又例如，日本和西德的经济起飞都有它们成功的特殊条件，就其中大部分因素来说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它们的经验也不是其他国家可以轻易学到的。其中尤其是经济政策、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东西，如果认定了一个国家去学，比方说是南斯拉夫吧，若没有好好地分析，只看到南斯拉夫成功，就以为中国也可以照用，那么实行一、二十年以后，觉得在中国行不通，那时再转过头来，又损失许多时间啦。
第四个问题是：引进现代化技术不等于现代化。现在中国大陆许多人（也许包括中、上层的干部）认为，普遍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就等于现代化了。因此大量出口石油和原料，大胆引进各种成套设备。这使我们想起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些石油国家。如果从普遍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则无论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可称之为现代化了。然而，人们并不把这些国家称为现代化国家。晚清洋务运动的不成功是更不用说啦。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普遍现代化，是比之使用现代化科技更为重要的。日本和西德在第二次大战后，尽管打败了，国土象一片废墟，然而战时发展国防工业使这两个国家具备了实力雄厚、阵容庞大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因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流的现代化工业国。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反对文革以来的排外心理而产生的另一种倾向——崇洋心理。近来中国大陆有些人似乎认为外国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有人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那么糟，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真正优越，也发生怀疑了。
这种心理的产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共过去的宣传，的确是把资本主义国家说得一无是处，而对社会主义中国则报喜不报忧。一旦人们认识了事实的另一面以后，又很容易把过去的信念完全翻过来了。怀疑、探索都是应该的。但笔者希望不要从一个片面性转到另一个片面性。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好的一面，也要继续认识它们存在问题的不好的一面；检讨中国大陆这些年来的缺点和问题，也要研究这些缺点能不能克服，问题能不能解决。尤其是，决不能有“外国什么都好”的崇洋心理，以免中共建国后树立起来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又再失去。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以上所说的，也许是笔者神经过敏地看到的“另一种倾向”吧。又或者根本未形成一种倾向，而只是露出一点苗头罢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落后的状态中，反对夜郎自大的坏习气，承认自己的落后，提倡大胆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先进科技，总是一件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