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使人驯服》（下）

皈依过程的关键时刻是新教友们被迫对崇拜对象承担重大的义务。这可能意味着象在某些搞崇拜的宗教组织内那样，把自己的财产、存款或孩子签署让与搞崇拜的组织；或是如同查尔斯·曼森在他的“家庭”中所要求的那样参加吸毒或纵欲。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唐纳德·伦德解释道：“一旦你做了重大事情，那怕你自己对自己也很难承认犯了错误。你就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魅力超凡的领袖们一定加以利用的十分狡诈的精神防范法。”
崇拜对象也可能打发成员们上街募捐或干点诸如卖花的小买卖来赚钱，从中剥削他们。
实际上，在所有搞崇拜的组织中，性成为控制其成员生活的中心手段。有些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如曼森和琼斯，把他们的一些男女门徒当作自己享受性乐趣的工具。但是宗教性最强的那些搞崇拜的教派却严格地把男女隔开，并告诉他们：性行为本身就是一大罪恶。发动进攻的途径为把成员牢牢地禁锢在搞崇拜的组织里，头头便制造了一种假象，即有一个外部罪恶集团无时不在企图毁灭他们。希特勒与犹太人势不两立。曼森则树黑人为敌。琼斯的敌人则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三Ｋ党。对大多数好斗的搞崇拜的宗教组织来说，敌人则是成员自己的父母。心理学家哈克说：“搞崇拜的组织允许人们满不在乎地去憎恨别人，并提供一条安全的、得到组织准许的向敌人发动进攻的途径。”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还使成员们相信，如果他们变节，那么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就是死于虔诚的崇拜狂分子手中。上帝之子教派告诉想变节的人说：上帝或者恶魔会处死他们，并对那些坚持要还俗的人施加驱魔术。基本需要是什么使得一些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由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变成疯狂的暴君呢？例如琼斯，他为被社会遗弃的人建立仁慈的避难所而开始他的事业，但最后却毁灭了他照顾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中，一位可能感到有点不安的魅力超凡的领袖发现他是在满足日益增多的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阿里·基夫解释说：“他很快就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一增长就开始成为包袱，于是他变得有点象偏执狂了。”这样，他就发展了一种新的、具有较多的惩罚性的措施，以便把其追随者与他紧紧地拴在一起。纽约的心理学家赫伯特·亨丁补充说：“如果一旦产生什么威胁，患上不治之症或是暴露了秘密，这种头头就不愿意别人比他活得长。他就不会让他身边的任何东西存在下去。”
耶鲁大学从事死亡和思想控制研究的专家利夫顿说：琼斯的“人民圣殿教派”与其它搞崇拜的组织还有所不同。他强调假想的自杀。利夫顿认为上周的案件是界乎大规模自杀和谋杀之间的混合物。因为琼斯自己的思想退化成为偏执妄想，所以他便让门徒们通过自杀练习来为集体死亡作准备。这就增强了对集体的义务感，和死亡不过是走向一个永恒的社会的幻觉。亨丁说：“当琼斯要求他们为他而死时，有人是出于自愿而死，大部分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如何抵制。”
因此琼斯城的悲剧，只在表面上与过去集体自杀的例子相同。例如，马萨达一个犹太教派的信徒们为了不当罗马人的俘虏全自杀了。琼斯的追随者们则是被琼斯本人陷害的，并非出于爱国主义，宗教信仰，或是为了高于个人的事业。琼斯城的暴行不可避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对崇拜，以及是否应该对崇拜加以限制的辩论。教会的学者告诫说：耶稣、默罕默德和佛陀的宗教都是作为崇拜物开始的。非宗教的自由意志论者警告说：宗教不论多么丑恶，都是受“第一次修正案”保护的。对它们抨击的唯一合法手段，就是证明某些崇拜对象所使用的心理手法等于是实行强制思想控制，使受害者们的法律地位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个论点十分脆弱。国家精神保健研究所助理主任斯蒂芬·赫什博士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崇拜对象采用的洗脑方法是“高压推销”。他说：“不能仅仅因为皈依者们选定了对其家庭来说是稀奇古怪的信念。而就认为选择是按搞崇拜的组织的领袖们的命令行事的。”历史学家们说：每当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破坏时，就会有崇拜现象出现。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西进运动都产生了新的宗教教派。虽然有些专家认为当前对崇拜的兴趣已经开始减少，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只要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学校和教会）继续产生着容易受搞崇拜组织的领袖的笼络的多情善感的孤儿，那么，诸如文鲜明教会一类财源较好的集团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沉重的代价甚至有些批评家都承认：由于不少搞崇拜的组织把很多人从吸毒和颓废生活中吸引到宁静的修身生活中去。这倒有利于社会和个人需要。但是，在自由社会中，从最好的情况来看，代价也太高了：琼斯城的大惨案可能会使那些想在崇拜中寻求家庭的青年人三思而行，这倒是有些好处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