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夏崛正元访华文章：《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

说在中国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这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本刊讯】日本《宝石》杂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号刊登作家夏堀正元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渴望、变化和九亿人民》，摘译如下：感觉到的“广场思想”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傍晚，我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里是通向整个中国的广场，是现代中国同九亿民众实现重要联系的广场的象征。这也是集中反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广场，使人感到条条道路通北京。
在这附近，有统治九亿国民的各种政府机关的建筑物，也有贴大字报的地方，群众可以写批评政府、批评权势的大字报。这一点和莫斯科的红场根本不同，颇为有趣。简而言之，这里成了可以和当权者对话的广场——这恐怕是粉碎“四人帮”后突然增添了明朗气氛的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新的意义。而且，我切身感到，那里正在产生着强有力的“广场思想”。
进入这个未知的国家以后，我马上就被吸引到似乎体现“广场思想”的天安门广场去了。
广场的这种效用，决不仅限于天安门广场。在我所走访的北京、西安、重庆、成都、上海等五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给我的印象是，无论是在小胡同里，无论是在街道路边，也无论是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凡是有人的地方，无论在哪儿，都存在着广场思想，都成了团结、友谊和开展讨论的舞台。
确实，中国现在的活跃气氛，似乎就是由各处层见叠出的广场思想产生出来的。这就变成了迅速扩展的“民主”气息，使我这个不过是旅行者的人也能有所感应了。
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曾听说，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就连中国的民众的表情也是阴郁而死板的。并且解释说，大概是由于吃不饱吧。
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吃的东西，从惯于奢侈的日本人的感觉来说，虽然不能说是丰富的，但却是充足的。而且，民众和孩子们的表情出乎预料的明朗和直率。
在重庆，有一个十八、九岁，气色很好的胖乎乎的姑娘，在街头高声叫卖放在玻璃柜里的炸包子。我随便买了吃起来。不知不觉中在场的群众拥过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还一个劲笑，在赞赏着什么。
我夹杂着日语，用中国话说“谢谢，这很好好吃”，然后笑了笑。这一来，周围的人群更大声笑开了，其中还有人要握我的脏手。
虽是一桩纯属街头巷尾的小事，却使我比参观故宫博物馆和万里长城还愉快。这里有着超过“团结”之类的生硬词藻那样一种明快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感情。对文化的渴望
有人解释说，中国民众的面孔从一九七六年年底彻底驱除了凶猛的“四人帮”以后才又明朗起来。这的确是真实的。我在中国停留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感觉到了自由、活跃、舒畅的气氛。这一点，在和我们有关的文艺界，也反映得很清楚。
据说，被四人帮列为禁书的，老舍、茅盾、巴金、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发售后，人们先睹为快，立即抢购一空。同样被扣压禁读的《三国志》、《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立即卖光。
由于民众渴望文学作品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莎士比亚全集》共十三卷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卖光了。听到这话，我有些吃惊。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初版册数之多是日本无法相比的。融合于自然的“手艺”在西安我深感佩服的是，城外半坡村的出土文物。难以置信的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尖底瓶，画着仰韶文化特有的美丽的彩陶人面和鱼纹的盆，几乎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这种事在日本是怎么也不能想象的。第一，这样古老时代的东西不会出土，而且，即使挖了出来，外行人看到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仅不能几近完整地保住原型，甚至于会完全被损坏。中国彻底保护古代文物的情况，真是令人钦佩。
我认为，对古物如此珍惜，加强了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心，并且给加速四个现代化的现代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温文尔雅的精神生活。正因为如此，只重视象遥控调整电视线路那样怎么都行的文明，而对真正的文化却毫不珍惜的日本，倒显得还是个极其野蛮的后进国家了。
唐代磁器作品的质量之高，使我惊愕不已。无论是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是在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和半坡博物馆，无论在成都，还是在上海，就连我这个完全外行的人，对中国工艺品的质量之高超也大为折服了。少年宫
我很佩服他们对孩子非常爱护。上海市每个区都有“少年宫”，包括由市里直接管理的一所，共有十一座。少年宫是为丰富男女少年的课外活动而设立的。我所访问的长宁区少年宫，是一座象宫殿一样豪华的建筑物，据说曾经是汪精卫的妾宅。每天放学以后，有多达六、七百名的七岁至十五岁男女少年来到这里，分成文艺、科学、技术、体育等小组，接受增长各种才能的教育。这里决没有日本私塾里那种培养畸型儿的黑暗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孩子们轻松愉快地接受着课外教育。
我感慨万分地推测着十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力量。
我不大知道中国的政治和领导人的情况，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不会再出现大动荡了。我确信这一点，这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