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星期日电讯报》报道：《在这个神秘的城市里》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在这个神秘的城市里》，副题是《驻北京记者奈杰尔·韦德记述变化着的中国首都一天的生活》，摘译如下：
北京是一座神秘的城市。它地势平坦，四周为群山环抱，形成一道屏障。这是中国新年之前的一个星期一，象通常一样，污浊的空气给整个城市罩上了一道肮脏的天幕，数十座工厂的烟囱喷出黑色、灰色、褐色和黄色的烟柱，遮蔽了阳光。
我在早上六时半多一点开车出了城。路旁是两排望不尽的细而高的树木和大片大片的菜地，很象法兰西风光。但是，就象是要提醒你不要忘记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似的，一块用中、俄、英三种文字写的木牌出现在你的眼前：“外国人未经特许不准通过。”
这是为在京外国人规定的东边的界限，距市中心十英里。一名身穿绿军装的军人走出红黄两色岗亭，挥手要我下车，这时我便调转了车头。要是我得到准许，我可以沿着这条路开到大约九十英里之外的天津去。但是，要想获准通过，得写书面申请，而且决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得到批准的。
回城时，平展的农田和果园上空薄雾缭绕。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农夫们在他们的土坯房子周围蹒跚着来回走动。北京早上上班的忙碌时刻开始了。
在接近城市时，路旁出现了一座巨大的、但显得东倒西歪的发电站，三个烟囱在冒烟。现在路上骑车的人已经很多了。你在不到一英里的途中，就会碰上一千多个骑车的人。
住宅区开始出现了。这些住宅的小小的阳台上摆满了花盆。大多数住房都是四、五层高，很象欧洲的公寓。但是，四口之家挤在两、三间陈设简陋、光线昏暗而又暖气不足的屋子里凑合。粗大的水管、成堆的砖和木料乱放在街道上，把北京的市容搞得很不整洁。
所有重要交叉路口都矗立着巨大的红白两色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的语录。虽然在长安街旁的一面墙上贴出了重新估价毛思想的大字报，标语牌却原封不动地矗立着。人人都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对别人的大字报发表评论。骑车赶路的人常常停下来看一会儿大字报。执勤的士兵有时也停下来看看有什么最新政见。那些真正敢讲话的大字报会很快吸引大群的读者，但有时，特别是在夜里，只有少数人停下来看那些诉个人之苦和公开提出指责的大字报。有些大字报用的是彩纸，字写得很用心。有的则是用圆珠笔在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上草草写就。
当着在有六条行车线的长安街上形成上班的人流时，会有十至十二个骑自行车的人并行。在距北京市中心大约一英里的地方，为外国人修建的十五层公寓耸立在烟雾之中。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住的院落都围着篱笆，并有士兵守卫，检查被允许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的蓝色出入证。卫兵不准所有其他中国人进入这些院落。有一次，有人叫了救火车来执行紧急任务，但卫兵不许车开进去，因为消防队员没有入门证，而且卫兵也没有看到冒烟。一些老头老太太在路旁的树下打太极拳。他们的动作很优美，对自行车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毫不介意。一个老头蹬着平板三轮去医院，车上躺着一名裹着被子的妇女，可能是他的妻子。只有在病人极危重的情况下才能叫到救护车。在接近市中心时，可以看到二十五年前开通的、穿过市中心的大街两旁座落着有灰色围墙的老式庭院和房屋。
北京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色调——绿色的军装、红漆大门、蓝衣服、内蒙古的农民穿的很不干净的白色羊皮大衣、紫禁城的深红围墙以及明代建筑和毛主席纪念堂的砖瓦的夹有金色的深褐色。但有一种颜色却是无处不有的，那就是单调的、令人头脑发木的灰色。
十字路口的小岗亭里的警察用扩音器大喊大叫地指挥交通。还有的警察用话筒喊话，力图控制拥挤的商业街道上的人群。男男女女都随地吐痰。大多数工地都装有高音喇叭，用以广播通知、读政治文件和播送音乐。以前老是播送革命戏剧里的刺耳曲调，但是，自从毛夫人及其文化主张于一九七六年被推翻之后，工人们现在有时是伴着最近批准播放的莫扎特、巴哈或艾尔加的乐曲抡锤或挖土了。
有时北京也会成为一个沉默得令人惊讶的城市：在足球赛或音乐会上（在这种场合，西方观众或听众肯定是要欢呼或鼓掌的）；或者在深夜路断人稀、只能听到赶车人的吆喝声和他们的牲口走路的得得声的时候。
在北京火车站，要乘九时十三分开往西安的火车的旅客涌向一个卖甜食和手纸的小铺。不知为什么，这个火车站受到了《吉尼斯纪录汇编》的重视。该书说它的候车室能容纳一万四千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候车室。我登上了自动电梯。我前面的人背着一大网兜马铃薯。在人们急急忙忙往前奔的时候，扩音器里一直播着狂乱的音乐。一个手拿话筒的人站在台子上，竭力使队伍走直。许多订票的人都是在北京停留一下，现在准备返回或再到其他地方去。西方的那种闲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工人除非家中有事，否则不能请假离开工作单位。人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呆到几天以上，都必须到当地居委会去注册。
在车站前面拥挤的广场上，青年人坐在水果箱上打牌，一些穿着厚大衣的士兵缩作一团。有一个人往路上擤鼻涕。人们等候在车站入口处。
如果说中国有九亿人口（谁也不知道它的确切数字），那么每天就要准备二十七亿份饭食。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就要准备二千四百万份。其中有一些是丰盛的佳肴，其余的则是简单的饭菜，不过是填饱肚皮而已。
中国大多数城市实行食品配给制度，北京也不例外。
在数十个小吃部里，工人们蜂涌而至，坐到放在肮脏的水泥地上的、罩着塑料布的桌子旁。要是你把鱼刺吐到地上，谁也不会介意。在一些更不讲究的地方，要是你把鱼刺整齐地堆在你的盘子旁边，在你走后，服务员也会把它们抛到地上。啤酒是装在瓶子里送来的，或是把生啤酒装在很深的塑料杯里给你端来。
中国官员和外国人通常在北京的几家烤鸭店或另外大约二十家高级饭店的特设房间内互相宴请。他们的宴会总是有九道菜，平均每人要花二、三十元（合六到十个英镑）。
今天，我独自在繁华的东风市场北面的一家大饭店用午餐。我是三百多名中国人当中唯一的外国人。象有时会碰到的情况那样，女服务员坚持要对我另眼相看。她让两名军人让开桌子，同另外两个人坐到别处，这样我就能独占一桌了。
别人都用竹筷吃饭，却给我一双象牙筷。别人是用蓝色塑料杯喝生啤酒，却给我送来一瓶啤酒和一只酒怀。这家饭店供应放辣椒的湖南和四川饭菜，每个菜的价格为一、二元左右。
我用我所会的那点极其有限的汉语向女服务员要了三个菜、一些米饭和一个汤。她很周到地问我，喜不喜欢“ＬＡ”味（就是放上辣椒的意思）。我说“好的”。于是，我很快就大嚼起回锅肉、肉片烧菜花和辣豆腐来。
时近中午，许多人在等着就餐。为找到一个座位，人们站在已经就座的人后面，贪馋地盯着他们，直到他们吃完。然后，便抓住他们的椅子背不放，直到坐椅子的人站起来。
自然，我也感觉到有人站在我身后。但是我好歹把饭吃完，很快付了五元八角饭钱。我刚一站起来，就有人坐到我的位子上。我好容易走下挤满人的楼梯。有个人突然准确地往放在平台上的痰盂里吐了一口痰，使我吃了一惊。
大多数饭馆和工厂食堂都在下午一时停业，到这时，北京的许多居民都已躺下睡觉了。这一个小时（或者更长一些）是人们“午休”的时间，外面行人很少。不管中国的城里人有什么理由睡午觉，反正决不会是由于过度劳累的缘故。根据我所看到的，中国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场所狭窄、光线昏暗，而且常常是很不安全的）决不是象——比如——东京和香港的人们那样努力工作的。
但是，他们还是得在中午睡上至少一小时。工人们睡在碎石堆上，农民倒在稻谷垛上，运输工人躺在卡车上。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安静地酣睡。
在天安门广场南面，买东西的人和下班工人使那些小店铺鳞次栉比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一繁华街区的地下是一个防空地道网。
天黑之后，有电视或能看到电视的北京人可以收看二十分钟的电视新闻。电视机的价格在二百元到四百元之间，但是供不应求。街道居委会有自己的电视，放在各街道的大房间里供大家收看。
代替电视的是电影院上映的越来越多样的影片，包括日本的一部描写一名被卖到妓院的女孩子的影片和格雷戈里主演的《百万英镑》。
那些喜欢晚上呆在家里的人可以看《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份报纸消遣。所有这些报纸都由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有些人可以看发行量有限的《参考消息》。这份刊物汇辑了外国的报道，其中包括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发出的消息。书店里出售几十种“革命”小说和技术手册，但是没有我们英国这样的公共图书馆。
北京大多数人家在晚上十时左右就寝。
晚上十点半以后，北京的大街上很快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北京的工厂是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间或有几个做夜班的工人骑车而过。少数几家通宵食堂和药房在营业，但是其他店铺全都关门。北京饭店内东西不多的酒吧在午夜前后关闭，比一年前延长了两个小时。天安门广场终于安静下来，只有少数卡车轰响着驶过。肩背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分成两人一组在街上巡逻。洒水车用水把一天的垃圾冲到阴沟里去。整个城市就成了哨兵和返回的赶车人的天下了。